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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制度论文

摘 要: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律师既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社会经济的产物,而律师制度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权利的实现对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律师权利的充分实现对保障司法公正、保障人权方面都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律师对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控权功能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律师业的发展往往是一个国家依法治国、法制健全的重要标志。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以后,律师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律师队伍不断扩大,律师素质也不断提高,律师执业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由于我国律师制度发展的历史比较短以及我国政治、经济等因素,我国今天的律师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本文作者着重通过阐述分析中国律师业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发展完善我国律师制度的几点建议,为我国律师业的发展希望有所帮助。

关键词:律师制度 现状 对策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场景中,律师制度的发生和发展,不过是其中不那么起眼的一幕。但是,正如一滴露珠可以折射整个太阳的光辉一样,律师制度的历史,也生动展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跌宕起伏。

一、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变化和管理体制

(一)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变化

早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关诉讼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构建,对于案件起诉、受理等司法都有法律明文规定,并且都有相应的处罚措施。但就是缺乏一部关于保护“诉师”的权利以及规范“诉师”义务的法律法规,也正是因为以前缺乏对“诉师”法律保障,才导致“诉师”一直没有合法地位。直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灭亡,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历史,“诉师”始终无法发展成为律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借鉴苏联模式初步建立了律师制度和律师队伍,然而由于1957年以来“反右”斗争的不断扩大,大量律师成为专-政的对象,使得中国律师受到严重的摧残,在当时的社会,律师制度因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被全盘否定,律师机构也相继消失,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被扼杀在襁褓中。中国的律师制度得以重建,已经是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律师制度逐渐得以恢复并且有一定的发展,律师的性质在不断变化中。

1、1980年通过实施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律师执行职务的工作机构是“法律顾问处”,律师具有公职身份,是拿国家工资的国家干部,律师事务所是国家的事业单位。[1]

2、1988年,开始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工作。不要国家经费并实行自负盈亏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要求律师必须辞去公职身份。

3、1993年,国务院批转了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不再以所有制的性质和行政级别的属性来界定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性质。并允许律师辞去公职后,成立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自收自支、自愿组合、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合伙律师事务所,这时就有大批的律师辞去公职,成为合伙制律师。

4、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这里不仅规定了律师不再是国家法律工作者,而且规定了律师必须依法取得执业证书。在我国就是必须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国家司法考试,通过之后取得法律资格证书,继续实习一年取得律师职业资格证书,可以以律师的身份接案子。[2]

5、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将律师的宏观服务对象由社会改为了当事人,进一步明确了律师职业的工作方向。律师必须为当事人服务,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必须以独立身份为被告做无罪或者罪轻的辩护。

总体上来说,自从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以来,中国的律师制度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在数量规模上,中国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业人员数量得到大幅上升。目前为止,中国的律师事务所的数量从1979年为数不多的79家发展到1万余家;律师从业人员队伍从1979年稀少的212人直接到约11万人。在实行统一司法考试之前,中国每年都有10万人以上报考律师,超过1万人取得律师资格。律师业规模如此之大,发展速度之快,加上原有数量庞大的其他法律服务组织及服务人员(据统计中国大约有1100多万人从事法律服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沉睡已久的东方之狮来说,无疑是一种无声息却划时代的崛起。第二,在律师的性质上,随着中国律师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律师已不再是原先单纯的“国家法律工作者”而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由原来的政府公职人员变为自律性普通律师;在国家事业单位中的法律顾问处或律师事务所也已不断消失。[3]

(二)中国律师的管理体制

1、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

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是指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国务院司-法-部和盛自治区、直辖市下属的司法厅(局)、地级市的司法局、县区的司法局等)通过利用行政手段对律师执业机构及律师的活动进行管理。我国《律师法》第4条确立了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进行宏观管理的主导地位。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1)制定律师行业发展规划;(2)起草和制定有关律师工作的法律草案、法规草案和规章制度;(3)审批律师工作机构的设置、变更与撤消;(4)负责律师资格的考试(考核)和授予;(5)负责对违反律师法行为的行政处罚;(6)负责对律师及律师执业机构执业证的核发;(7)负责对同级律师协会的监督和指导工作。[4]

2、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

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通俗的讲就是行业自律管理。即律师自治组织(律师协会)约束和监督律师的执业活动,我国《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全国设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盛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地方律师协会,设区的市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地方律师协会。”《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协会履行下列职责:(1)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2)总结、交流律师工作经验;(3)组织律师业务培训;(4)进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教育、检查和监督;(5)组织律师开展对外交流;(6)调解律师执业活动中发生的纠纷;(7)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律师协会按照章程对律师给予奖励或处分。”[5]总体来说,律师协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职责:执业监督管理、业务指导和权益保障。由于我国国情和民族特点,我国实行的“两结合”的律师管理体制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律师自治管理体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改革我国的律师制度,使得我国的律师制度更加完善,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

二、中国律师制度的现状

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律师制度得以恢复,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使中国的律师制度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业人员数量急剧攀升,中国律师的性质也由此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然而,由于我国国情以及律师制度发展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律师制度仍然存在很多不足的方面,需要我们思考和研究,完善我国律师制度。

(一)从政治层面上看,中国律师的地位没有明确的界定

中国律师制度进三十年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与发达国家律师业的发展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差距表现在:在整个社会建设中律师尚缺少应有的地位,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技能和知识相对低弱。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我国律师同主导政治力量的机构之间的交流稀少

律师的行业管理组织以及个体律师都缺少同体制内主导政治力量对话和交流的基本条件和常规渠道。律师在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过程中同其他普通社会公众一样,并不具备更优越的制度条件。依托于司法行政管理机构律师才能与党政机构的对话已经成为一种体例,加之许多政府行政机构及其成员非常排斥律师,使得律师与政治力量之间的交流异常的困难。虽说在行政权力所及的范围中存在着对律师职能的需求,但这些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已,律师仍然很难与政治主导力量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在司法过程中,中国法律对律师的权利和律师地位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律师的权利有:取证权、阅卷权、会见权等,但在现实中律师的这些权利很难得到保障,出现了取证难、阅卷难、会见难等一些列问题,律师在司法过程中律师的地位极其劣势,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律师权利行使。[6]

2、我国的律师未能充分发挥其在治理社会过程中影响和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而存在的。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律师俨然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重要力量,律师群体对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制度运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西方国家,律师对政治构架和政治过程的实际影响已经完全渗入到社会理念直至社会生活中。然而,中国律师与西方国家律师相比其分量少之又少,中国律师治理社会的功能也就无法体现出来。就中国目前律师制度绝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的理想制度,只能说它是中国现阶段的一个过渡罢了。律师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其在整个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定位问仍然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决。[7]

3、律师是一个未受到重视的政治力量的后备资源

在西方国家,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已形成职业共同体,律师职业与法官、检察官乃至法学教育工作者之间经常会出现职业互换的现象,这些在法制发达国家已经习以为常。除此之外,律师还是是政治力量的一种后备资源。[8]许多政治家通都有过从事律师的经历,这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化进程而言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在中国,律师想要同其他政治机构、司法机构职业互换简直是异想天开,作为中国的专职律师,其必要条件是辞去公职,不可能再度进入到中国体制内的政治职业阶层中。律师在政治上的前途局可谓渺茫。这种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消解了律师对政治的热情和抱负。在这种国情下,律师商业化的功利性成为中国律师的主导现象。[9]

(二)从社会层面来看,普法教育不够,我国一些民众对律师尚存有误解

1、我国一些民众对律师持有反感和厌恶的心态

在中国传统思想下,追求“无诉”的思想在中国百姓心中根深蒂固,“以和为贵”是中国从古至今宣传的美德。所以,直至今天,在许多人眼中,律师都是无事生非。这种偏见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自古以来轻诉、厌诉思想,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人治社会,在这种社会制度长期熏陶下结果。从古至今,人们并不信仰法律,他们把诉求寄托在人治上,如果人治无法解决,他们宁愿相信神也不相信法律。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当今社会许多人发生纠纷时,并非第一个想到走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而是通过上访等其他非法律手段来解决。即使一小部分人选择了走诉讼的路,他们不是忙于寻求律师的帮助,而是忙于找关系。“只要有关系,有理没理都能赢。”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的民众。

2、一些民众对律师职业责任不甚理解

我国律师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至今历史短暂,普法教育工作非常不完善,大多数人认为律师就应该是代表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一旦律师代理了他们认为的不公平、不正义的人和事的情况下,该律师予将会受到各种抨击和伤害。法律作为人民权利的最后保障,不仅要惩治犯罪更要保护人权,任何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没有被宣判有罪的情况下都是无罪的,即使是有罪其人权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美国在这点上就做的很好,美国法律明文规定:任何未经过律师辩护的庭审结果都是无效的。但是我国法治社会发展的历史很短,人治思想在人民的心中扎根已久,很多民众不懂法治,他们嫉恶如仇,并且仇恨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这对中国的法制化发展尤其是对国律师制度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阻碍。

3、我国律师在执业中存在很大的人身安全风险

律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当事人做无罪或最轻辩护等都是律师的职责,争辩曲直,横议是非,在这过程中往往不能让所有人都能满意,由此给律师产生的麻烦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律师在执业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人身安全风险。这些人身安全风险,有来源于当事人的也有来源于其他来自民间的势力,同时也会来源于司法机关。这些都严重阻碍着中国律师制度的建设,和中国法制社会法制进程。[10]

(三)从律师自身素质来看,目前我国许多律师的职业技能不高,律师素质普遍不高

1、律师的学历不高。但基于我国国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恢复律师制度,由于社会对律师广泛需求,吸引了一些人通过自学法律等方式进入律师队伍,有一部分律师的学历水平只是大专,甚至中专。所以,当时律师总的学历并不高。从现状来看,我国律师的学历从大专到本科再到研究生,甚至是博士,参差不齐,但总体上来看,律师业比起其他行业来说,是一个学历很高的职业,因为我国律师本科以上的学历达到 60%以上。

2、律师的观念与素养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许多律师心中,他们仅仅认为律师业作为一种谋生和发财的职业。所以,有一些律师在面对金钱的诱-惑下,无视执业道德和律师执业的记录约束,背离诚信执业的原则,更有甚着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损害了律师群体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降低了律师的整体素养。其实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律师这个职业并不是个赚大钱的行当。在历年福布斯富人排行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律师。以律师的学识和能力,想在其他行业赚大钱是完全有可能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律师之所以进入“师”的队伍,注定了它不是一个赚大钱的行业,更多的是一种职业道德与素质的包含。[11]

三、完善我国律师制度的对策

针对以上我国律师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审视和反思我国的律师管理制度,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制度基础上加快我国律师制度的创新。

(一)提升律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在英美国家,检察官同时也是律师,只不过他们是政府雇用的控诉犯罪的律师而已。就目前中国政治体制,应把更多优秀的律师吸纳到人大、政协,律师参政议政的作用得以更充分的发挥。可以让律师参与到政府管理中,从事顾问和咨询工作等。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确定律师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保有一定比例。通过立法形式,设立级政府聘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的常规制度;通过政府对律师执业行为的尊重来带动全社会对律师的尊重,从而提升律师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12]

(二)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

虽说,在一些司法机构的改革方略中,初步设想从律师中吸收一部分优秀人才到司法机构。但是,这仅仅停留在设想和规划阶段,同时,这种设想并未得到中国制度上的认同,其现实尚且存在许多障碍。律师执业共同体是法制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对法制社会的发展与完善有着巨大的作用,在这方面,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逐步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制度。统一考试和考核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经过统一的考试是三种法律职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经过研修过程让大家都经历和体会三种职业,强化了三种职业的团结。我国的国家司法考试是一个成功案例。建立法律执业共同体制度,高度重视律师群体这一政治力量的后备资源,加强吸收优秀律师进入各级党政领导机构,激发律师的政治热情,强化律师的自律意识。[13]

(三)强化行业管理职能

就目前而言,司法行政管理与律师行业自治的双重管理体制是符合中国律师发展实际情况的。只是在实际效果上,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显得微乎及微。尤其在与其他权力机构的沟通中,完全不是律师这一职业代表者。鉴于这种现实,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取其适合中国的长处。由律师协会进行行业管理和行业保护,完善律师的现行管理体制,重点突出律师行业的行业管理与保护职能。司法行政的管理职能应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4]

(四)提高律师事务所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随着中国加入WTO,各行各业都在完善其管理水平,作为国家法律行业,提高律师事务所的现代管理水平刻不容缓。国内律师事务所存在以下问题:规模孝管理水平低、人员散、综合能力弱。继续通过政策引导来改变这种状态。借鉴国外成功案例,较为可行的方式是,对律师事务所进行资质测评,确定不同律所从事不同类型业务的资格,促使律师事务所走规模化、集约化的路子,提高律师事务所的综合能力。[15]

(五)提高律师的自身素质

法律服务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服务,其要求律师具备极高的素质。由于我过律师制度的发展历程很短,对参加律师考试的学历、考试内容等条件先后进行了多次修改,律师队伍法律素质、道德水平、政治素养等方面还有待提高。我们应该加强国民素质教育,提高律师服务行业整体学历,促进律师行业发展。

(六)进一步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

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包括:司法制度的健全、执法环境的改善、律师权益的有效维护、司法人员对律师执业的尊重、法律服务市场的有序竞争等。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人身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完善中国司法制度,建立刑事辩护律师享有豁免权制度。在西方法制健全国家,律师原则上都享有豁免权,即律师在给当事人辩护在诉讼中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一般不得传唤律师出庭作证,除有法律的特别规定。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法律服务市场的净化问题。由于法律服务具有盈利性的一面,这使得律师行业面临着各种利益的诱-惑。“黑律师”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因而,我国应该建立规范的律师服务市场秩序。加强律师协会的管理作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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