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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新加坡为什么能》对廉政建设的几点感想

(读完《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书,使我受益良多,但是这篇读后感,却迟迟未能写出,感觉可以写的东西很多,任何一点展开来都有许多可值得深思、探讨和学习的地方,可又惭愧于自己的能力有限,害怕眼高手低,因此写的很是纠结)

我认为,新加坡的以德倡廉、以俸养廉、以规固廉、以法保廉,使人不想、不必、不能、不敢贪,体现的是一种廉政建设中标本兼治、表里兼顾的工作理念。

一、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从思想上治本

从社会层面来讲。这里作者从思想、道德的角度阐述了新加坡是如何推进廉政建设的,认为其中的关键是对儒家的传统思想进行的一种继承和发扬,一种对“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内涵的全新阐述,并重新确立“君子”定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而成为指导社会发展的一种道德力量和精神标杆。在中国,在当前,这些思想和道德标准应该是同样适用的,虽然我们不一定就将他标榜为儒家思想或儒家精神,但就其实际内容而言无疑是存在诸多共通之处的。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非常远大、非常高尚,但现实中,我们却往往忽略了细节、忽略了小节,以至于虽然社会对好坏的评价、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非常明确的,但对一些小过错、小瑕疵却可以十分“宽容”,甚至“纵容”,即便人们心中都知道这样或那样是不对的,但却不能坚持原则,甚至还出现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现象,正是这些问题形成了一种大环境、一种社会风气,这种环境和风气也势必会影响到公务人员,于是走后门、托人情,逢年过节请吃送礼就成为了一种常态。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塑造社会的道德风气,怎么办,就是要从小处着手,从细节做起,一点一点地去改变,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妄想靠一次运动、一次活动就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风气,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一以贯之、滴水穿石的精神去推动,一段时期只抓某个具体的项目(可以包含几个具体的细节和内容),比如抓交通文明,可以从遵守交通信号、遵照交通标志、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机动车与行人互相文明礼让等方面做起,再比如抓礼仪文明,可以从规定公务人员着装、文明用语等方面抓起,从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的称呼和见面问好的方式等细节抓起。其中的关键在于一抓到底、盯牢不松,直至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同并自觉遵守、自觉维护的思维、生活、工作方式,一个一个项目做下去,终究会慢慢改变整个社会的氛围和风气,虽然工作量会很大,时间跨度会很长,但这是治本,必须要去做,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当这种社会风气形成时,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使人不想贪的目标。

从党的层面来讲。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他们从建党之初都十分重视廉政建设,也各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党的廉政建设来讲,我认为,新加坡行动党几点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和借鉴。首先,他们有敢做敢秀的一面。从高调的白衣白裤作为其党服开始,他们就把廉政建设既作为一种实实在在地工作去抓,又作为一种形象一种形式去展现、去秀。这种秀虽然包含着巨大的风险,但其展露的是强大的自信。其一,正如习近平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敢秀的前提就是要自身过硬、要有底气,否则就会成为真正的作秀,沦为笑谈。其二,这种高调的展示,可以取信于民,亲近于民,通过一次次的展示不断塑造自身廉政的形象。其三,可以起到一种党外监督的作用,通过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为党外监督创造条件,时刻准备接受监督。其四,可以起到党内警醒的作用,使得每一次的活动都成为一次教育,通过鲜明的形式反复进行警示,时刻提醒全体党员要廉洁奉公、克己为人。其次他们也有不敢做不敢秀的一面。相对于新加坡公务人员很高的薪酬待遇,他们的人民行动党却显得那么的低调俭朴,之间的对比和反差是那么的明显和巨大。书中特别地以人民行动党的总部为例,详细描述了从成立、多次搬迁、选址新建等整个过程,最后的结果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办公楼”。期间他们其实完全有能力,也有过很多次恰当的机会将其总部建成一幢高楼大厦,并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他们也曾试图去这么做,但最后还是被否决了,为什么?因为一座高楼大厦的总部大楼带来的除了丰厚的经济收益,还可能是社会民众的疏远和不认同,这与人民行动党根植于新加坡人民的初衷、塑造清明廉洁的政治形象不相符合,这时经济利益必须让位于政治利益。“非不能也乃不为也”,这就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敢做不敢秀的一面。由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多一些前面的敢做敢秀,少一些后者的不该做不该秀的行为。

二、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从物质上治里

公务员的薪资和待遇问题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和受关注的话题,由此也曾几度引发各种热议和关切,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去看待,人们总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新加坡以俸养廉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这一做法是否就适合我们中国,还值得研究和探讨。但其一些理念和具体的做法应该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正视这种需求的客观存在。书中提出人是有双重属性的,即社会人和经济人,在某一些特殊时期,可能其中的一个属性会表现的特别明显,甚至完全掩盖了另一种属性,例如在革命时期,人们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为了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利益,甚至付出自己的所有乃至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本书也提醒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和平时期,虽然我们也面临着民族复兴的重任,但毕竟不再是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生死悬于一线的年代,虽然我们依然提出要实现人生价值、为人民服务,但毕竟无私的付出和牺牲已经不再是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的代价。所以我们就要正视人的经济属性,不能仅仅以政治理想、精神理念来要求党员干部作出奉献、无私付出,而是要在他们努力工作的同时,给予相对公平、合理的经济报酬,满足他们的生存、生活、生长所需,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两者都是必须的。

其次,关注这种需求的实现形式。有这种需求,必然就要去实现,书中引述了李显龙的一句话“我并不担心有人为了那400万元而当总理,我害怕的是有人为了获得4亿元的台底交易金”,让人深思。客观的来讲,实现需求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直接的、间接地,包括明面上的、隐藏性的,当然也包括合法的、非法的。新加坡的做法是通过直接的形式,将全部工资待遇明确化、合法化,杜绝隐藏性的收入,坚决惩处非法收入。说实话,世界各国中,能做到这样的真的少之又少,因为公务人员工资待遇的全部明确化必然导致一个矛盾,工资水平过低导致间接的、隐性的收入以及非法行为不能杜绝,导致优秀人才的流失,而工资水平提高势必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政府也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为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了另一种措施,给公务人员明面上的工资只有一般水平,而通过住房、交通等其他优惠政策给予间接的收入,但依然无法杜绝隐性收入和非法收入。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逐步使得公务员的各种薪资待遇进一步明确化、公开化,进而逐步杜绝各种灰色的、不法的收入。

最后,衡量这种需求的具体标准。无论在哪里,确定公务员工资标准以及调整公务员工资都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工作,要面临种种困难和质疑,为此新加坡探索了一个较为合适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制定一套制度,将公务员的工资标准与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相挂钩,具体做法是通过抽样和测算,以一个公式计算挂钩相对应能力水平的社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进而实现了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工资确定和调整方式,虽然当时通过很是费了一番周折,从国会辩论到媒体的各种报告中我们就可见一斑,但一旦制度确定后,今后这项工作将不再成为一个难题,无疑是一件一劳长逸的事情。反观我们,每一次的公务员工资调整几乎都是一场博弈、一场角斗,各种力量参与其中,结果却往往是各方都不满意,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社会不喜欢提高工资待遇,公务员又认为工资偏低、调整滞后,相关参照执行的人员又会提出类似的要求等等。因此,我认为我们也需要建立起一种制度,通过一种模式、一套公式,挂钩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并且随着变化而自动调整,使之成为一项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工作。

三、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从制度上治标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里的规矩既是一种工具,是实现方圆这个结果的必要条件,也是一种约束和保障,使得这个方圆不至于偏离正确值。同样,要画好廉政建设这个方圆,也必须要有与之配套、相适应的一套规矩,让人在贪污腐败方面为而不能。

规矩要明确,要细,这样画出来的方圆才能边界明确,不会模棱两可。新加坡对各种规矩的制定可谓细到极致,不但从工作,甚至从生活、交际等各个方面对公务人员的行为规范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细致的规定,并且这些规定都是有具体的数据,而不是采用一些概念性、模糊性的表述,即是可以用来衡量和事后查证的。例如新加坡规定公务员“向亲友借钱,不能超过本人三个月工资的总和”,再例如对公务员接受宴请上,规定公务员一般不得接受宴请,并进一步明确在报告的情况下可以接受下属人员宴请必须是适度的,即不能超过举办宴请人员月工资的2%。这里的“三个月”、“2%”体现的就是明确细致的理念。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要打破现有的一些不良风气和陈规陋习,就要对一些规则中的度和量作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使得度和量不再是一个模糊性的概念,而是成为一条边界线、一个警戒点,成为可以具体操作执行和监督检查的标准和依据。

规矩要严谨,要密,这样画出来的方圆才能是完整的,不会漏洞百出。规矩制定的严密才能不至于被钻空子,规矩制定的严谨才能不会容易被打擦边球。新加坡规定的制定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严谨和严密的精神。严谨,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机会,具体的措施包括“增加权力之间摩擦、减少权力运作黑幕、减少权力运作环节、减少自行处置权力、减少公共权力涉足、减少势力网关系网”。严密,防堵可能导致贪污腐败的漏洞,通过步步设防,环环相扣,对可能导致腐败的行为——包括特殊行为和日常行为——进行严密的防控,一本《公务员指导手册》就是牢牢地贯彻了这一理念。反观我们的周围,缺少的正是这种严谨、严密的规章制度,许多政策或规定在出台前,未能深入实际考察,结果制定出来的规定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或者不切实际,或者漏洞百出,结果导致无法得到执行,使得规定和制度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和打击,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对制度的敬畏之心不够,制度和规定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规矩要制衡,要稳,这样画出来的方圆才能符合要求,不会忽大忽小。缺少监督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监督的渠道和方式可以很多,但当决定这些渠道和方式的权力本来就掌握在被监督者手中时,是否能够继续完善好监督体系,实现权力的有效约束和制衡,进而减少腐败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取决于施政者的决心和智慧了。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无疑是有这种决心和智慧的,当政权已经被牢牢掌握在手中时,他们就着手于如何限制和约束这种权力,他们的措施就是将总统选举由人民行动党掌握话语权的国会议员选举,转变为全民选举。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总统的职权,注重发挥民选总统的作用,进而实现对政府施政行为的有效监督和约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替国家安装一个安全锁头”,同时通过国会立法,将这些做法和措施制度化。诚然,我们党的监督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从党内民主的推进到党外人事参与监督,确实已经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但我认为还是缺少一种制度化的监督和管理,现实中我们往往通过文件的形式落实这些工作,但文件本身就存在较大的可变性,下一个文件可以完全推翻上一个文件规定的各项措施,或者一个文件实施一年后就不了了之,为此,应该将一些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措施通过立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和巩固,进而实现对权力的长效监督和制衡,实现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稳步的推进。

四、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从措施上治表

通过严明的立法和严厉的执法来保障廉政建设,是新加坡打造廉洁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我们一直强调要依法治国,建立法治社会,提出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这里四者的关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没有谁比谁更关键,也没有哪个最为重要,缺一不可。但一直以来,我有两种观点,尤其是读完《新加坡为什么能》后,这种想法更加的明确和强烈了。

如果仅以危害性而论,严格的法律法规加上宽松的执行,比宽松的法律法规配合严格执行的危害性更甚。因为前者会动摇整个法律的根基,损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使得人么对法律缺少敬畏,进而阻碍整个社会的法治进程,想要以法律来保障廉政建设也不外如是。邓小平曾称赞新加坡“管得好”,这里的管得好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是立法严明。立法严明指的是一种法治精神和工作态度,而不是指苛刻与否,新加坡的一些法律条款被指责过于苛刻,甚至被冠以酷刑的称呼,历来争议较大,这里我保留个人看法,不展开讨论,抛开法律条款中具体的惩罚措施和量刑标准而言,仅就其法律的制订过程以及其内容上的严谨和细致来说,新加坡的立法工作无疑是做的比较好的,起到的保廉的作用也是明显的,例如不但规定财产超过收入所得又不能解释,视为受贿,更进一步阐述了于此相关的各种条件、情况和对应的惩处措施,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而且是具体的、细节上的可依。二是执法严厉。新加坡针对贪污腐败的执法和惩处,已经不仅仅是有罪必惩,甚至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而实施轻罪重惩,书中例举了一位因索贿50元未成而被判罚款6000元或以6个星期的刑期替代的案例,同样,对于轻罪重惩我也持保留意见,但有罪必惩则应该属于全世界共同的认识,属于应该要被严格遵守的原则。正是通过立法严明、执法严厉,真正实现了以法保廉的作用

如果就当前中国来说,相对于立法而言,我们更需要解决的是执法的问题。针对廉政建设,我能想到的执法机关有我们党内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政府设立的监察局、属于司法系统的检察院和反贪局等,机构不可谓不多、覆盖不可谓不全、成效不可谓不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当前我们的廉政建设还任重道远,远远达不到人民群众的要求,一些腐败分子还没有得到惩处,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反腐工作还有许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这里可以学习借鉴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成功经验。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职权只听从总理(或总统)调度。一部《防止贪污法》对贪污调查局的职权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给予了法律上的保障和依据,当然同时也是对其权力的一种约束和限定。而只听从总理(或总统),使其逃脱出了政府行政体制的束缚,可以完全以独立的姿态去处调查、处置贪污腐败行为,同时配以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并逐渐形成了雷厉风行的工作方式以及无私、迅速、透明的工作作风,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而中国目前的廉政建设工作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各级纪委、监察局是受其所在地的党委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从人事权、工作经费、各项保障等方面都要受到当地的管理和限制,在这样的环境下,却反过头来要求其要监督本级以及下级党委、政府的廉政建设工作,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缺少说服力。为此,建议将省级及以下地方各级的纪委和监察局从本级的党委、政府中剥离出去,相关领导列席当地党委政府的所有重要会议和决策过程,但既没有表决的权利,也不受本级党委政府的管理,而是采取垂直的、封闭式的管理模式,直接向上级纪委和监察局负责和汇报工作,各项保障也都由上级提供,人员实行内部管理、提拔,合理限制与外部的人员交流,进而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稳定的重在反腐的执法体系和机制。

最后,针对于制度的建立和执行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感于我们党政机关存在的一些现象,再谈一下我的观点。

我举一个简单的事例。一个单位为了整顿机关作风,想要严格上下班制度,该怎么做呢?

方式一:出台一套考勤制度,其中会有非常明确的条款内容、细致的惩罚措施,例如不允许上班迟到或早退,否则扣考核分多少分等,因为条款本身肯定是对的,大家也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便知道哪怕自己都很难做到、执行起来也肯定困难重重——但道理终究还是对的,于是该制度通过了。但该制度实施后,执行的人出于种种原因,可能是客观条件限制,可能违反的人太多了,处理难度大,也可能是怕得罪人或者有人托关系讲人情,结果只好有选择性的执行,重新划定一个标准,对一些严重违规的或有典型意义的进行惩处,而对一些虽然规定不允许但认为属于小过错小问题的就放过去了。那么在这里,严格上下班制度的目标达到了吗?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再问这项制度有没有得到执行?我认为显然没有,不但没有得到执行,应该说反而造成了一种不良影响,使人们认为制度制订是一回事,执行是另外一回事,具体执行时是可以打折扣的,以此类推,其他的规章制度也是如此,再往大了说,这个单位的作风整顿的目标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即便之后发现问题,痛定思痛,逐步执行的严格起来了,还是会留下后许多遗症,人们会问:为什么以前这样都不处理,现在却要惩处?于是后来被处罚的人他们会觉得不公平。又会有人问:是什么原因使执行变得严格起来了,是具体操作的人呢?还是分管的领导?于是会出现容易将矛盾转嫁到个人的现象。

方式二:同样是制定一套考勤制度,但一开始就充分考虑机关同志的现实情况以及执行的可行性、难易度,并通过各种渠道征求意见,宁可现在将制度制定的宽松一点,突出对一些严重违规行为的惩处,对一些轻微的违规行为则采取教育批评的方式。那么当这套制度颁布后,实际中执行的内容其实和方式一中的是一样的,但给人们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首先制度制定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现实情况,体现出人性化的一面;其次,虽然同样只处罚严重违规行为,但方式二中体现的是对制度的完全执行,使人们意识到制度的严肃性,方式一中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当人们已经适应这一制度一段时间后,管理者可以再对该制度进行逐步修改、完善,逐渐提高要求,但每一步走过来都必须做到广泛征求意见、严格执行落实,由于是渐进式的,将使得总体的执行难度也有所降低,最后达到和方式一中一开始就制定出来的制度一样的严要求、高标准。这样制度的权威性就树立起来了,而对上下班情况的整改也真正落实到位了,且没有方式一遗留下的各种后遗症。

所以,我认为,即便最后达到了一样的整治效果,但宽要求、低标准加上严格执行,之后逐步向严要求、高标准和严格执行过渡,所造成的正面影响和整体效应会大大优于严要求、高标准加宽松执行再逐步到严格执行这一方式。当然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严要求、高标准再配套以严格执行呢?这种一步到位的方式当然是一种最理想的情况,但我们周围的环境和诸多事例已经一再证明,这种理论上最理想的方式,在现实中往往实现不了,而一旦实现不了,最后就会沦落为方式一所描述的情况。因此,目标应该远大,起步可以低点,但必须每一步都要踏实、踏牢,然后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次提升,直至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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