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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研究

摘要: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长期以来依靠投资、出口、消费形成的“三驾马车”对宏观经济调控乏力,需求侧改革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党中央一再强调必须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通过提高全要素生成率,促使供给体系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深入分析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提出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具体措施,对确保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改革,理论依据,现实问题,具体措施

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论依据

1.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特殊含义

从宏观经济的管理手段和调节方式来看,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以供给侧为突破口,通过结构性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解决供需矛盾突出等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不断改善供给质量,努力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及全要素生成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和需求侧是两个相互对应的概念。供给侧具体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需求侧是由投资、出口、消费构成的所谓“三驾马车”。需求侧与供给侧调节经济关系如下图所示。

新时期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研究

需求侧与供给侧调节经济关系示意图

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因而可采取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扩大出口等手段提高总需求,从而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

供给侧管理却认为,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通过市场自发调节能够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根本不需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实质,就是从生产、供给端入手,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解放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2.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论基础

早在19世纪初,萨伊定律的提出,就对供给的作用给予了充分重视,提出了著名的“供给创造需求”论断。20世纪70—80年代,随着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滞涨叠加”结构性矛盾,西方一批年轻学者提出要搞供给经济学,其中“拉弗曲线”就是强调供给作用的一个典型代表。供给经济学认为,若要解决高通胀、低增长等经济发展困境,机械地重复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主张是绝对不行的。简单依靠政府印发钞票、通过扩大财经赤字来提高购民众买力,不可能解决生产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相反,政府应该降低税率,减轻税负,以此来激发企业活力。同时,必须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行政干预。通过这些措施,需求就会适应供给变化,市场自动淘汰落后产能,而根本不需要需求刺激。

按照供给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和有效利用。其函数关系可表述为:Y=F(A、K、L)。其中,Y代表总产出、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K代表资本量、L代表劳动力。由于L存在“瓶颈”限制,K可能出现边际递减,若要增加经济总产出(Y),就必须通过技术进步、制度红利、人力资本提高等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A)。因此,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产出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即产出增长率超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它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一种重要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均采取减少税收、放松管制等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供给经济学派”理论主张的最好实践。

新时期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一再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需要开拓新思维、借助新手段、采取新措施、寻找新途径来加以破解。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投资拉动效应递减

长期以来,尽管我国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偏重需求侧调节。特别是1997年实施的扩张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促成我国1999—2007年长达8年的经济上行周期。这一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投资和扩大出口来实现的。以2003—2007年的相关数据为例,如表1所示。

表1:2003—2007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及消费增长率

新时期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研究

由表1可知,在2003—2007年这5年中,我国投资和出口增长率远高于消费增长率,说明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比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要大得多。而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直接结果,就是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当产能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与市场扩张速度不相匹配时,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并最终抑制经济发展。有关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制造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0%、71.9%、73.7%、73.1%、75.0%,比国际通常水平低很多。因此,当生产能力出现相对过剩,投资拉动效应自然就会减弱。在这种情况下,若再单纯依靠需求侧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将很难实现预期效果。

2.人口红利不断下降,企业成本普遍上升

企业成本是一个综合性考核指标,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成本、技术开发成本、生态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等。我国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自2012年以来,由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接连减少,导致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依赖的人力资源优势逐步消失,人口红利不断下降。同时,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至2014年末,我国老龄化率达到15.5%,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未富先老”现象成为突出矛盾。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势必抬高劳动力成本,进而影响生产成本、增加企业负担。与劳动力成本增加相适应,工伤事故补偿水平也将提升,生命安全防范措施就得加强,各种社会保障支出就会增多,由此形成一系列连锁反应。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落后产能和老旧行业就必须淘汰,代之而起的应该是阳光产业和新兴产能。这就需要从供给侧结构改革入手才能达成所愿。

3.资产泡沫隐患增加,潜在金融风险集聚

自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从2007年的峰值14.2%,一直跌落到2015年的谷底6.9%,几乎经历了一个宏观经济周期的“生死轮回”。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会(2015—2016)发布的相关资料表明,2016年,我国经济将继续探底,全面步入“深度下滑期和风险集中释放期”。在这种背景下,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较低,难以吸纳超额发行的货币量,大量资金如洪水般泛滥肆虐,各种投机钻营活动到处盛行,从而加剧了资产价格的起伏波动,暴涨暴跌现象变得司空见惯。例如,继2015年6月我国股市大幅震荡之后,2016年2月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再次上扬,说明更多过剩流动性投机进入到股市和房地产,资产泡沫化隐患正在不断增加。资产泡沫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潜在金融风险扩大,威胁金融安全。泡沫一旦破灭,必将引发金融动荡,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因此,由于资产泡沫隐患及潜在金融风险的客观存在,我们就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改革入手,采取应对措施来化解资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

4.资源环境制约明显,粗放模式难以为继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基本上是以“高投入、高产出”为主要特征的。在实现生产规模扩大、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高消耗、高成本、高排放、高污染等问题也随之产生,而经济质量和生产效率却没有根本性好转。因此,在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固化形成一些较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而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模式,已无法适应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特别是资源、环境等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十分明显。

以上事实表明,虽然我国经济没有面临周期性的“滞涨”问题,但结构性矛盾却十分突出。面对这种情况,通过需求刺激效果可能不明显。唯有从供给侧入手,进行全方位结构性改革,才能破除宏观经济的各种障碍,前些年的一些具体措施也能说明这一点。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国务院实施“四万亿”投资扩张政策,虽然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从根本上扭转经济颓势。相反,还导致产能规模过剩加剧、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地方政府债务扩大等问题。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5.产品服务供需错配,消费结构矛盾凸显

“十二五”期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在投资和出口不断回落的情况下,需求侧调节重点就放在刺激消费上。通过几年不懈的努力,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逐年上升,其增长速度快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具体如表2所示。

表2:2011—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及同比增长率

新时期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研究

由表2可知,截至2015年,我国消费品零售额为30.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达66.4%,创15年来历史新高。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提高,并不能说明消费领域中供需关系就理顺了。相反,目前消费领域仍然存在严重的产品服务供需错配、消费结构矛盾集中等问题,特别是中高端消费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更加明显。例如,2015年我国出境旅游为1.2亿人次,包括旅费、食宿、购物等在内的境外消费达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购物部分大约7000—8000亿元。这说明中高收入阶层境外购物所占比例相当大,同时折射出我国中高端消费供需结构存在突出矛盾。

因此,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积极解决消费领域中产品与服务供需错配问题,促进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才能更好地刺激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新时期我国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具体措施

1.大力增加公共服务产品,不断提升社会服务效能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公共服务产品,是指能够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一起享用的产品与服务,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具体包括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国防建设、警察司法等众多领域。目前,我国公共服务产品既面临总量性矛盾,又存在结构性脱节,属于经济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短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提出,要增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强调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同时,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通过深化投融资体系改革,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企业参与,重点有序地扩大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服务行业对外开放,不断提高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率。因此,增加公共服务产品,提升社会服务效能,既是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举措,又是改善民生、造福社会的有效手段。

2.加快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全面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传统产业,主要是指以劳动密集为基本特征的采掘、制造和加工业,如煤炭开采、钢铁冶炼、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都属于传统产业。在当前供需结构矛盾突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宏观背景下,传统产业由于产能过剩确实受到一定冲击,不少行业和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遭遇困难,必须通过技术改造和管理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传统产业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同时,要大力培育电子、信息、生物、海洋、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空间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积极引导资本合理流动和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在不断增加有效供给的同时,逐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因此,加快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全面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就能缓解供需结构矛盾突出的问题,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顺利进行。

3.坚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有效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来的。2015年3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专门颁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思想、主要目标及具体措施等作了明确阐述。就目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而言,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化解供需结构矛盾,实现国民经济从要素投入驱动型,向改革创新驱动型转变。这就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企业组织创新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积极采用新工艺,加快培育新产业,为宏观经济运行增添新动力。

4.全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加快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是放松政府管制。放松政府管制,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推进简政放权,正确理顺政企关系,逐渐破除体制障碍,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应采取降低垄断、减轻税负、提高效能、消除壁垒等措施,为企业营造宽松舒适的经营环境,避免过度干预和不当介入等问题出现。二是加强市场治理。加强市场治理,必须全面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自主经营、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

不论是放松政府管制,抑或加强市场治理,都是为了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调控任务,让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以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5.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加强环境倒逼机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源制约、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效率低下等问题层出不穷,集中暴露出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从而促使绿色发展、环境保护等概念不断地深入人心。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分两次集中阐述了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问题,强调要“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下决心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若要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肯定也会遇到资源、环境等“瓶颈”的制约。而破解“瓶颈”的唯一办法,就是推行绿色理念、坚持低碳发展、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不断加强环境倒逼机制,坚决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等落后产能。

结论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客观情况,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心,将从需求侧刺激转向供给侧改革。同时,也预示着今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调整和转变。

从供给侧出发进行全面改革,能够更好地解决要素配置扭曲、供需矛盾突出等结构性问题,逐步缓解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对于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质量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既是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手段,又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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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又堂,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教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调控、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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