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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案始末

聂树斌案大事记

1994年8月5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9月23日,河北省鹿泉市下聂村村民聂树斌被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抓获;9月29日,当地公安机关称聂树斌供述强奸杀人罪行。

1995年3月15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判处死刑。

1995年4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聂树斌强奸罪无期徒刑,故意杀人罪死刑,决定合并判处死刑并核准死刑判决;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

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抓获河北广平籍王书金。

王在被提审时供述了在河北省强奸并杀害了4名妇女的罪行,其中包括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的奸杀案。此后,广平公安押送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了作案现场。

2005年3月15日

媒体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引起全国舆论关注。

2005年3月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代理律师李树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此后的两年间,河北省高院始终以张焕枝拿不出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为由,拒绝立案。

2007年4月

王书金强奸杀人案一审宣判,王书金被判死刑。王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在石家庄郊外玉米地所作的强奸杀人案。

2007年5月

李树亭从被害人家属处得到聂树斌案一、二审判决书,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07年7月31日

王书金案二审开庭。法院回避王书金上诉理由。

2007年11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聂树斌案申诉材料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2007年11月5日至今

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是否立案“还在审查之中”。

2013年6月25日

河北省高院二审再次开庭,审理王书金案。

中断近6年之后,王书金案二审今天再次开庭。已被执行死刑18年的聂树斌是否被错杀?这一笼罩中国司法界8年之久的疑问,或将于近期揭盅。

不被起诉的“漏罪”

王书金会翻供吗?

日前一则网络传言,搅动了各方神经。

传言称,此次开庭之前,王书金被从关押7年的河北省广平县看守所悄然转移至河北省磁县看守所,在官方的动员、诱导、强迫下,将在今天的庭审中翻供,不再承认自己是杀害聂树斌案被害人的真凶。

昨天中午,律师朱爱民、彭思源在会见王书金本人后转述,王书金未受到任何压力,也不存在翻供之事。

朱爱民透露,王书金精神状态良好,思维清晰,见到律师后,有如释重负之感。王书金还表示,自己犯下的罪行要自己承担,不愿他人替自己承担罪责。

2005年1月18日,河南省荥阳警方将王书金抓获,在随后的审讯中,王书金交代了自己犯下的多起命案。其中包括1994年8月在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里奸杀了一名30多岁的妇女。

然而,这起命案在事发当年就被警方宣布告破。办理该案的河北广平警方被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原郊区公安分局)告知:被确定为凶手的石家庄市下聂庄村21岁青年聂树斌,已于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

尽管王书金被捕后,曾多次对作案细节做出了完整供述,并在案发10年后准确指认了案发现场,其供述和指认的诸多细节也与河北警方当年勘查的记录高度一致,但在2006年4月11日河北省广平县法院一审开庭时,公诉机关并未就此案对王书金提起公诉。

虽然一审已被判死刑,但身负多条命案的王书金依然选择了上诉,其上诉理由是:他还有两起漏罪未被检方起诉,尤其是石家庄玉米地里的这起奸杀案。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7年7月31日,在河北省高院的二审中,王书金及其律师朱爱民都试图涉及西郊玉米地一案,却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制止。

是次开庭后,庭审中断至今。直到今年6月2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6月25日将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人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一案。在此之前,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彭思源相继接到开庭通知。

“今年4月,我听到传言,说王书金已经被‘灭口’,被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打电话问法官。”朱爱民说,当时法官只是笑答“你是资深律师了,还信网上的传言”,但并未透露案件何时开庭再审。

1300字的死刑判决

“这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朱爱民、彭思源和代理聂树斌案申诉的律师刘博今都认为,即使无法认定王书金是石家庄玉米地奸杀案的真凶,也应当重启聂树斌案的再审程序。

因为,仅就目前已公开的聂案材料来看,河北法院对聂树斌的一、二审判决也存在致命的问题。

其一,两份死刑判决书极其简单。加上标点符号,分别只有1300余字和1200余字。一审判决书中,有关石家庄市检察院指控聂树斌犯罪事实的部分不足100字。而经法院审理查明的“犯罪事实”部分,也仅有300余字。有关律师辩护意见的表述只有一句,即“被告人的辩护人辩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犯罪后认罪态度好。”

而二审判决书,完全没有律师辩护意见的陈述。

其二,所有证明聂树斌“犯罪事实”的证据的描述仅有180字,且全部是口供。

一审判决书载明,“石家庄市郊区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后聂即交代了强奸后勒死康某的犯罪经过,并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与现场勘查一致。被告人聂树斌对康某被害现场提取物及生前照片进行辨认,均确认系被害人照片及其所穿衣物。聂树斌所供被害妇女体态、所穿衣物与被害人之夫侯某、证人余某所证一致。”

紧接着这一段描述,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声称,“据此足以认定康某系聂树斌强奸后杀死无疑。”

而二审判决书,干脆将聂树斌的犯罪证据概括为“上述事实,有被告人的供述及指认作案现场,且与现场勘查一致;被告人所供被害人的体态、衣着与被害人之夫及证人余某所证一致。”

其三,一审判决书还引用了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这份规定要求,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这份出台于“严打”背景下的规定,公然挑战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权威,引起司法界的强烈质疑,终于在1996年刑诉法修改时被废止。

此外,法律规定的死刑复核程序因为当时特殊时期的司法环境,被下放至地方高级法院。

河北省高院在对聂树斌案的二审中,将死刑判决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声称“本判决并为核准聂树斌死刑……”

纵观聂树斌案的判案逻辑,曾代理聂案申诉的律师李树亭认为,判决书显示,没有任何人指认聂树斌对被害人康某实施了强奸犯罪,更没有任何人证明聂树斌杀害了康某。现场也没有提取到任何诸如脚印、指纹、DNA等物证。

换言之,这又是一起没有目击证人和客观证据的奸杀案。

无法调阅的聂案卷宗

王书金的出现,使河北司法机关不得不面对错杀聂树斌的质疑。

2005年3月,河南商报记者马云龙发表《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首次发出了王书金、聂树斌究竟谁是石家庄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真凶的质问。

此后,河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向全社会宣示,将组织专门力量调查复核聂树斌案。

然而,在未被起诉石家庄玉米地奸杀案的情况下,王书金于2007年4月被邯郸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在王书金以检察机关未起诉他在石家庄玉米地的奸杀案为由,向河北省高院提出上诉后,审判法官在王书金试图陈述该案时,公然出面制止。

为了阻止王书金在聂树斌案真假未明的情况下被匆忙杀掉,聂树斌的家人和律师不得已紧急上书最高人民法院,呼吁“刀下留人”。

自2005年王书金供认石家庄玉米地的奸杀案后,聂树斌母亲张焕枝连续8年前往河北省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上访申诉,一度因为没有判决书,被拒之门外。

直至2007年5月,律师李树亭才从被害人康某的父亲手中,获得了聂树斌案判决书的复印件。为此,李树亭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往返康家二十余次,一度被辱骂、驱赶。

2007年11月5日,奔波了近3年的张焕枝终于拿到了最高法立案庭出具的复函,告知聂树斌案的申诉材料已“函转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请你与该院联系。”

此后,张焕枝每个月都要从石家庄鹿泉市下聂庄的家中赶往河北省高院,询问申诉处理进展。承办法官王琪5年如一日,重复着“回家再等等……”

不只是河北省高院,在张焕枝眼中,河北省政法委也在拖延。

2005年3月,河南商报“一案两凶”的报道发出后,河北省政法委曾宣布成立工作组复查。

8年间,河北省政法机关相关负责人多次表态“在核查”,但从未给出任何结论。

更有甚者,聂树斌案的卷宗似乎成了“机密”封存至今。自聂树斌被执行死刑18年来,从未有任何律师可以调阅。

曾先后代理聂案申诉的张思之、李树亭、刘博今等人,曾先后数十次向河北司法机关提出阅卷要求,至今未获同意。

事实上,只要获得家属委托,律师调阅卷宗,是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

8年间,石家庄市鹿泉市下聂庄村聂树斌的家,几为国内各个省份的记者所踏遍,但从未有河北官方的“客人”临门。

8年间,任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年复一年在全国“两会”的庙堂上疾呼重审聂树斌案,河北省政法机关不动如山。

失望的情绪弥漫着整个法学界,终于在2011年达到顶点。

当年9月11日,长期关注该案的学者、律师及媒体记者共60余人,在石家庄市就聂案以及聂案反映出的刑事诉讼的问题展开研讨。他们联名呼吁,人民法院立即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对聂案以及相关的王书金案进行全面、公正的审查检讨,依法作出正确判决,以践行“依法治国”的理念,兑现“司法为民”的承诺。

会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将聂树斌案的申诉比喻为“蝙蝠在阳光下翩翩起舞”。

何兵说,“蝙蝠总在黑夜里翩翩起舞”,这则源于西方的谚语,原意是指,当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时,一切只能在暗夜里进行的腐败行为都会相应终止。

然而,在聂树斌案成为检验国家司法公信力的标志性案件,在媒体持续多年的聚光灯下,“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疑问,依旧在河北省政法机关封闭的密室中长时期地“核查”。

好在昨天,王书金案二审再次开庭前,年近七旬的张焕枝如愿拿到了旁听证。被执行死刑18年的聂树斌是否被错杀?这一笼罩中国司法界8年之久的疑问,或将揭晓。

在10年间数十次申请阅卷之后,昨日,聂树斌亲属的代理律师在山东高院顺利查阅聂案卷宗。根据律师披露,21年前,聂树斌在被抓7天后做出有罪供述。

阅卷17本共1770多页

前日,聂树斌亲属代理律师李树亭和陈光武都接到山东高院电话通知,称从即日起可以查阅聂案卷宗。去年12月12日,最高法指定山东高院复查聂案。在获得聂家亲属授权后,李树亭和陈光武就向山东高院提起阅卷申请,但2个多月来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昨日上午,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和两名代理律师进入山东高院。在与主办法官孟健沟通后,聂家律师开始阅卷。据李树亭律师介绍,山东高院表示将给予充分时间,让两律师查阅充分的案卷材料。

据了解,山东高院一共提供了17本卷宗,超出了张焕枝和两律师的预期。这17本卷宗包括:聂树斌案的侦查卷、一审和二审的审判卷,共3本。王书金案的8本卷宗,以及聂案“一案两凶”曝光后,河北省法院和公安系统对此案复查的共6本卷宗。

在昨日一天的阅卷中,代理律师陈光武将上述卷宗全部拍照,“一共有1770多页”,陈光武说。

律师称聂案主卷未见伪造

在阅卷前,山东高院方面要求,因聂案是一起强奸杀人案,涉及被害人隐私,依法应予保密,所以两名代理律师不能将案件相关细节泄露给其他任何人。张焕枝也表示,如果有代理律师泄露卷宗,她将立即解除对其的委托。

“我只能透露一些程序方面的问题。”代理律师陈光武说,为了查证此前网传“聂树斌案卷宗被造假”的传言,他对聂案的三本卷宗仔细查验了半个小时。

这三本卷宗中,侦查卷有126页,一审和二审的审判卷一共92页。“最主要的就是侦查卷。”陈光武说,他没有发现126页侦查卷有改动、毁灭和拆装的痕迹。“如果存在这些情况,就可以立即宣布聂树斌无罪。”

至于聂案和王书金案的其他卷宗,陈光武发现了一些缺陷和瑕疵之处,但出于办案需要,陈光武要求暂不公开,将在下一步的司法程序中向山东高院提出。

律师计划一周内提申诉意见

在阅卷中,代理律师发现,1994年9月23日,聂树斌被石家庄警方以“监视居住”的名义控制,“等同于监禁”。聂案卷宗显示,在被抓7日后,即1994年10月1日,聂树斌做出有罪供述,承认强奸杀害了女工康某。

“这有严重的问题。”陈光武律师说,在这份讯问笔录中,聂树斌自称有罪,还说“前几天说了假话”。而按照法律规定,之前“说假话”的讯问笔录也应存入卷中,但在案卷中却没有。

而且,目前代理律师所看到的卷宗只有200多页,“即使按照20年前的证据要求,一起死刑判决才这么点材料,也显得过于单薄。”

陈光武表示,聂案卷宗中除了现场勘查报告、尸检报告,被害人亲属确定被害人失踪时间的笔录,以及聂树斌自供有罪的讯问笔录外,“没有任何客观证据指向是聂树斌作的案。”

按计划,聂家的两名代理律师都将对全部卷宗拍照和复印,两者都属于法律规定的阅卷方式。今天,两律师将再次赶到山东高院,继续阅卷。在阅卷完毕后,两律师计划在一周内向山东高院提交申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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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案5大疑问待解

因为保密规定,也因为阅卷匆匆,聂树斌亲属的两名代理律师昨日都没有提及聂案的案情。而结合此前媒体报道、王书金案一审和二审,以及相关律师记者们的调查情况,下述5大疑问都关涉聂案真相,不得不解。

1 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

聂树斌的两份死刑判决书显示,其作案时间为1994年8月5日下午5时许,聂骑自行车尾随下班的被害人康某,至案发玉米地旁,将其强奸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勒其颈部,致其窒息死亡。

当天为周五,属于聂树斌正常上班的时间。在聂被执行死刑十多年后,律师李树亭曾找其原单位的领导和师傅调查,但对于聂树斌案发时的行踪和表现,这些人都表示已无明确记忆。

但李树亭调查到,聂树斌被抓后,警方曾到他工作的鹿泉市冶金机械厂调取了所在车间的考勤表,之后一直没有归还。“警方如何确定聂树斌有作案时间,那份考勤表现在又在哪里?都将揭开真相。”并且,警方认定康某遇害是在下午5时许,王书金则供述为中午1点半左右。在2013年王书金案二审时,此矛盾处被控方作为王书金没有制造聂案的理由。但问题是,警方如何确定被害人康某失踪的时间?康某究竟是上班还是下班途中遇害?

目前,支持康某在当日下班后失踪的,都是其工友的口头证词。去年12月底,代理律师李树亭告诉南都记者,彻查康某失踪的具体时间,对厘清该案必不可少。

2 “凶器”花上衣何处觅?

在聂案判决中被认定为“凶器”的,是一件花上衣。据参与侦查此案的警察所撰写的通讯《青纱帐静悄悄》一文记录,该花衬衫是聂树斌从附近村子的一辆车子上顺手拿走,并携带在身上。

现场勘察报告和尸检报告都显示,被害人颈部缠绕花衬衣。而王书金则在供述中并未提及这件花衬衣。

被害人康某的父亲曾告诉律师李树亭,警方侦查此案时,曾从康家拿走一件花衬衣和一件连衣裙,之后没有归还。之后又拿着一件花衬衣和一件连衣裙让康家人辨认,但这两件衣服都非康家所有。

聂母张焕枝称,警方曾到聂家展示一件长袖花衬衣让她辨认。在旁听王书金案二审时,她又看到检方在展示证据时,出现了一件花衬衣的照片,但却是短袖的,而且花纹也与她当年见到的有异。

至此,该案中一共出现了5件花衬衣,这些衬衣都是谁的,有无重合?判决书所称的“凶器”,究竟是谁丢失的?这些问题至今存疑。

“最先找到康某遗体的工友,现在还记得她当时的面部特征,却记不起来她颈部的花衬衣。”李树亭说。

一位熟悉王书金强奸杀人手法的人士则表示,王书金有偷拿女人衣服的怪癖,不能排除他出于羞耻心故意隐藏聂案中的这个细节。

3 钥匙可证真凶?

根据王书金供述,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杀人案中,他作案后拿走了被害人的一串钥匙,并在附近藏匿了死者的衣物后,又害怕钥匙成为作案证据,就返回尸体旁边,将钥匙扔到离死者右手约一米的地方了。

这个细节,与聂案当年的现场勘察报告中的“一串钥匙”高度吻合。10年前,广平县参与侦查的警方人士将之称为“非到现场不能提供的证据”,至今这些警察仍坚信王书金就是“真凶”。

事实上,被害人康某夏天喜欢穿连衣裙,身上没口袋,就把这串带铁环的钥匙挂在中指上。在康某父亲向警方送锦旗时,警方将这串钥匙归还康家,显然该钥匙并未作为证物归档。

“聂树斌有无供述这串钥匙,将是他和王书金的主要区别之一。”去年12月底,代理律师李树亭说,聂案卷宗或将揭开这个谜底。

4 如何“政策攻心”?

警方关于聂案的通讯报道《青纱帐静悄悄》一文,如此描述聂树斌认罪的过程,在被抓6天后,(1994年)9月29日,“在侦查人员强有力的政策攻心和确凿的证据面前,聂树斌自知再无力抵赖,终于缴械投降,供认了拦路强奸杀人的全部犯罪事实”。卷宗显示,在1994年10月1日,聂树斌做出第一次有罪供述当天,他被刑事拘留。之前一直以“监视居住”的名义被关押。

聂家亲属和代理律师都质疑,目前大家并未看到“确凿的证据”,而所谓“强有力的政策攻心”究竟是什么方式和做法?在聂树斌被警方控制,到他自供有罪的一周内,他遭遇了什么?

5 王书金何以躲过排查?

在2013年,王书金案二审开庭中,检方称,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发生时,王书金正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工地打工,工地距离现场直线距离150米左右。他中午不休息,经常在工地周围转悠,对现场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

检方称,案发后,公安机关曾找过王书金及其工友了解情况。公安机关对现场进行勘查时,不少群众围观。所以,王书金供述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现场的部分情况不足为奇。

王书金的辩护律师则认为,案发后王书金已不在附近工地,而且案发地在青纱帐内视野不良,又有警方封锁,围观者不可能目击到一串钥匙这样的细节。

而据王书金供述,他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作案后,在被害人的遗体被发现前,就挪到了十几里外的另一工地打工。案发后,他也曾被纳入警方视野,也有警察找他问过话。

“警方当时的侦查材料应该有对王书金的调查笔录,或许可以回答他为何逃出怀疑名单。”李树亭说,这些资料是否还保存在石家庄警方手中,至今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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