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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看您的文章了在憧憬中平凡_王威秀

我所认识的卫浩世与法兰克福书展

愤怒书尘

  2000年3月,我匆匆去了一趟法兰克福,为一个半年前的约定,见一位朋友。

  三月的法兰克福,比每年举行书展的十月还冷了许多,说来正是春寒料峭。也因此,短短两天时间,我们在饭店玻璃窗下,晒着太阳谈话的一些画面,回想起来很温暖。

  那位朋友当时刚从一个工作二十五年的岗位上退休。不像过去多年来每次见到他都是西装笔挺,身材高大的他穿了一件皮夹克。由于在我抵达的前两天,又摔伤了右臂,所以动作也迟缓一些。

  不过,他让我分享了一个消息。就在几个月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法国一家媒体选出近二十年来影响欧洲的人物,德国有三人入选。一是前总理柯尔,一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gunter

grass),另一位就是他。

  卫浩世(peter

weidhaas),这个前一年法兰克福书展以盛大的退休晚宴欢送他,接着以「书展先生退休」或「书展教父走下舞台」相关新闻出现在德国与欧洲媒体的人,的确当之无愧。在他二十五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主席任内,不但一手把这个书展打造成出版界的麦加,也牵动全世界的文化产业神经。

 

  卫浩世出生于1938年。青少年阶段,正是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在重建经济的时期。他们父辈忙于工作,无暇照顾下一代的教育,只会以传统的权威方式来要求子女。卫浩世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厌恶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但又缺少勇气。」他先是在学校里成了一个桀骜不驯的学生,终至遭到开除,后来为了寻找支撑和方向,开始大量阅读。

读书固然帮他找到生命的意义,但也让他陷入另一个忧郁,自疑,甚至自恨的境地。因为随着战时犹太人遭受屠杀的过程逐渐遭到揭露,他也开始感受到自己文化里的原罪,对自己的国家甚至周边的人怎么可能参予过这样的事件而感到不解与愤怒。最后,他激烈地反抗自己的家庭、国家,甚至语言,离开德国,在欧洲展开一段长期的自我放逐

  他的流浪生涯固然有许多困顿,但也有浪漫迷人的一面。多年后他这么回忆:「当你度过忙碌的一天,把你劳累的头放倒在枕席上时,你还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或许是在法国北部的一座修道院的一个房间里,在一张特大的法兰西床铺上和十二名黑皮肤的伐木壮汉同床共枕,或是……在意大利福吉亚一座度假别墅里,和三名从沙滩上看中你的意大利女孩共度良宵。或许你不得不逃离一座茅舍,因为一队激动的病态土耳其士兵前来巡视,或者你也会在赛纳河畔一家廉价客栈花上几个铜板度上一夜。」

  期间,他做过书店学徒,建筑工人,也曾因为疯狂地爱上一个丹麦的少女,一路追随她到了丹麦;为了定居在丹麦,他则进了这个少女家族的行业,到印刷厂去当学徒。最后,他和这个少女并没能结婚。但是他却由印刷厂的学徒而进入出版业。

  之后,他结束了这段疯狂的求索之旅,决定重回德国。在1968年,全世界学运达到高潮的那一年,他却反其道而行,回到主流,加入法兰克福书展,由展览部的一个助理,而派驻南美而再回到德国,于1974年开始担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席。他由一个流浪汉而成为逐渐打造出全世界最大书展的人,侪身全世界出版业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他也由一个全面抗拒自己文化与祖国的人,成了一个为自己文化与祖国的代言人。

  这些过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之中写得很生动。他回忆录原书名的意思是「把自己的愤怒书写在书架的灰尘之上」,我出版他的中文版时,书名则定为《愤怒书尘》。

 

  我第一次见到卫浩世,是在1989年,时报出版公司任内。当时台湾力图洗刷海盗王国之名,不但修法积极保护国外作者的著作权,也加上经济起飞等因素而希望全面与国际出版社会接轨。因而就在版权代理公司这些新兴行业出现在台湾的同时,新闻局也来找我,希望由时报出版公司出面,第一次正式组一个台湾团,到法兰克福书展设一个台湾馆。

  头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人,都要受到一些震撼。在那个纸张出版品鼎盛的年代,更是如此。这样,在漫天而来的各种讯息与印象中,我以「台北出版人」展馆策划者身份去拜会了卫浩世。

  这样,我们从他每年书展期间「每十五分接见一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士」之中的一个约会开始,逐渐熟了起来。再后来,成了朋友。我们见面的场合,总是在世界各地的书展里,见面的时候,泰半都因为书展的过程而疲惫不堪。不过,找个空档见一个面,聚一聚,反而成了大家纾解压力的时刻。我们交换各自在工作上的一些状况和心得,经常会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里,惊讶地发现那么多相异,以及相同之处。

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在1995年。那时我正因为自己公司里一些复杂的人事问题而苦恼不堪,和他见面去餐厅的路上,没想到他就突然讲起他自己虽然在书展上风光不可一世,但是回到公司要面对董事会各种惨烈批斗的经过。那晚我们伴着话题,喝了不少酒。事实上,不光是怎么办书展,从怎么整理藏书,甚至到怎么解决难缠的爱情问题,卫浩世都教了我很多东西。

 

  卫浩世常说:「书展主席的压力是别人没法想象的。」

  书展的压力,来自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就时间来说,每个书展少则四、五天,多则一个星期。一年的准备,只为了这最多不过七天的时间。如此浓缩的时间,本身就产生极大的压力。空间,指的是位置。书展的要点,就在位置。每个参展者都希望在有限的空间里争取到最好的位置,因此紧缩的空间本身又形成极大的压力。

  书展除了本身的时间与空间压力之外,还有政治的压力──尤其在一个书展成功之后。一个成功的书展,除了经济的效益之外,还会有巨大的文化形象与影响。这种影响,会吸引各方人马前来染指。「甚至有些书展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有人想拿来塑造自己的明星地位。」卫浩世说。「所以,每个书展主席,不论大小书展,都会面临极大的压力。」

  就卫浩世自己任内而言,他最沉重的压力有两个方面。一个压力来自外部,出自于美国和英国这些强势文化。以美国为主的英语系出版者,挟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总是要求法兰克福书展对他们有特别待遇,而卫浩世则基于法兰克福书展是个全球书展的本质,力主平等对待各种语言与文化。于是冲突不断。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新的书展,以法兰克福书展为挑战目标,更扩大了这种抗衡与争斗的纵深。另一个压力,则来自内部。由于他个人的成就太过夺目,法兰克福书展的影响力也太大,因此不免为许多人所觊觎。

  这样回头看看,会发现卫浩世主持这个书展的成功有几个方面:一。可以在这么巨大的压力之下挺过二十五年(这段期间他们书展有两位同事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二,成功地与各种强势文化周旋,吸引他们持续共襄盛举,把法兰克福办成一个书展中的书展;三,尽可能地从平等的立场,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种语言与文化;四,以高效率的经营团队运作以上这一切。法兰克福书展每年有来自一百多个国家,接近七千名参展者,二十五万名参观民众,展览场地横跨八个馆,然而整个书展的正式内部编制人员不过五十人左右。

 

  当然他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在他还没有退休之前和他见面的时候,他的左手手指会经常轻微地颤抖。等他退休之后看到他的时候,注意到他的手指不再有颤抖的情况,我跟他说,他高兴地回答一声:「是啊。」

  我问他:到底是什么因素支持他能在这么巨大的压力下生存过这么长的时间。卫浩世回答:「我曾经逃离过我的社会,我是下了决心才重回这个社会。所以我不能让这个社会的压力再把我击倒──我不想再次退出这个社会。」

  除了这个根本原因之外,我觉得书展这个工作可以和他个性相投,应该也是原因之一。每次在世界各地的书展上,看到他夜里坐在哪个饭店酒吧的一角,喝着他最爱的伏特加,那种流浪的气味都会让我想到这才是他的写真:他有着在出版世界睥睨群雄的气慨,也有着浪迹天涯终不悔的浪漫。

  他退休后的第一年,我头一次和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不只有一个短短的约会,而是吃午餐。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二十五年来,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所经营起来的书展。过去这二十五年,他大多时间是被囚在会议室里,每十五分接见一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士,走进会场的时候,也都是匆匆地在别人伴送、开道之下赶赴一个定点,从没有机会仔细看这个书展一眼。现在,他则可以走进人群,体会那种熙攘与热闹,也可以像任何一个参展者一般,伫足在他想逗留的展位之前。「有人认出我的时候,坚持要送我一本书,」他指指桌上几本书。

  我看着他,想着他用自己被「囚」在会议室里二十五年的说法。任何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都有些极致的感受。那天,我和这个走进人群的囚徒一起在会场走了一段路,一方面是带着分享着某种秘密的心情,一方面也是想再近距离看看他如何环视这个书展的神情。

  法兰克福书展,的确在卫浩世手中发展成一个太过特殊的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的质变,在于其量变,正由于其规模太大,所以无法用其它任何书展来比拟。也由于规模太大,所以不只一手建立这个书展的教父,任何人去参加这个书展,都可能不自觉地成为「囚徒」——囚禁于自己时间限制之下只能经常来往的展位之间,人士之间。

  我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也有十七年的经验了。对如何使用这个书展的心得,也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开始那一两年,比较摸不着头绪,约会也不多,还有时间与心情东看看西逛逛,所以经常以一些意外的惊喜为收获。后来,对这个书展熟了,认识的人也多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从动身出发之前就排满了约会,每天都以抢购到多少版权为收获。再之后,大约从发现那个「囚徒」的那一年开始,我也不想每天都只是忙碌于追逐那些(以英美出版品为主)的版权了。我不时会故意空出一段时间,无目的地逛逛。有意外的惊喜出现很好,没有,我觉得还是很好。

  这三个阶段不同的使用法兰克福书展的方法,没有对错。只是看个人的心情与需要的取舍。所以,卫浩世说每个人来到法兰克福书展,都可以打开一个自己的书展,是真的。

 

  近两年来,我要参与台北书展基金会的事情,卫浩世起初是拦阻我最力的几个人之一。他写信给我说:「书展会吃掉你的。你是个出版人,犯不着。」

  我不记得有没有跟他解释过,在我最后决定还是做这件事情的许多原因中,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想多一些机会,就近吸收这个书展魔法师的经验和心得。

  举一个前年的例子。

  在2004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我和他讨论到,当书展的发展方向碰上不同见解的主张时,应该如何化解僵局。他很简洁地说了一句:「we

must fight for

them.」(我们一定要为他们而奋斗。)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听错了,就问他的意思是不是「we

must fight against

them.」(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奋斗。)他摇摇头,说不是,强调他讲的是「for」而不是「against」。

  我问他为什么。大家主张不同,不应该努力说服对方吗?

  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过去在冷战时代,苏联及东欧集团的出版社,为了输人不输阵,每年都由苏联政府大力资助前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但是柏林围墙倒掉,苏联解体之后,没有人资助,一大票前苏联及东欧集团的出版社都没法来参加了。如何对待这个情势,有两派主张。一派是就让市场机制自行运作,等他们有能力的时候再来参加,这样形同暂时放弃这个市场。

卫浩世则主张更积极地看待这个市场。他认为英美及其它西欧国家势必要进入这些地区,法兰克福书展应该扮演更积极的媒介角色。于是他除了提供一些补助之外,更派遣许多专业人士到俄罗斯及东欧地区去主办各种出版研讨会,帮助当地的出版人熟悉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版经营

  后来,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成功的出版业者。「他们不但回来了,」他跟我讲的时候带着笑意,「我刚刚在会场上还遇见一个俄罗斯出版人,说他有今天的事业,不能不谢谢我。」

  卫浩世要说的是,当我们和别人主张不同的时候,与其要花尽力气游说他接受你,不如回头帮他开拓出他原先不相信存在的那一条路。因此,要「we

must fight for them.」而不是「we must fight against them.」

  他这些心得,不只对我在思考书展这件事情上有用,对我根本的出版人思路上也有用。

  但是在他给我的许多建议中,我相信他自己觉得最重要,我也越来越来有此体会的,倒不是在工作上。而是在一些生活上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次。

  一次是他要我多注意和自己孩子的相处。他说:「你出版再多书,不要忘了,你的孩子才是你最重要的出版品。」

  一次,则是去年夏天。他突然写信要我一定去休个假:「你一定要听你顾问的话……休息的重要,只有在你休息过后才体会得到。」

  我真的去休了一个几年来从没有过的长假。而这位顾问说的的确没错。

  有一次曾经听他接受访问,谈到他终年奔波世界各地,怎么面对那么多离别的场合。记得卫浩世这样回答:「有离别才会有相会。」之前,我就注意到不论我们在哪个场合多么兴奋地会面,多么高兴地畅谈过后,到分手的时候,他总是道过一次再见,就头再也不回地大步离开。绝不回顾。听了「有离别才会有相会」之后,我开始很喜欢体会和卫浩世分手时候的感觉了。

  因为你好象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

  你也好象明天就要再见到他了。

我在憧憬中平凡.............

我在平凡中努力.............

我在努力中坚持.............

我在坚持中学习.............

我在学习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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