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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GDP的高速发展_索久民

解读中国gdp的高速发展

资本论

沈水根

(2005年7月20日)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gdp增长之快,举世罕见。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奇迹?这是一个颇为令人兴趣的问题。

一、市场经济具有高速发展经济的天然属性

马克思在150多年前写作《资本论》时,已经发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具有着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高速发展经济的天然属性。

这是由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资源配置方式、机制运行特点等因素决定的。

(1)市场经济不同于为满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生产目的仅仅是为了消费,即使皇族、地主拚命地剥削农民,他们占有的剩余产品,也无非都是用于消费(包括个人的生活消费和国家的国防消费、行政消费),而这种消费水平本身就不高,反过来制约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以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发展速度非常缓慢。而市场经济则完全不同了。市场经济是为交换(流通)而生产,即为“卖”而生产的经济形式,通过“卖”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这种生产目的受着人的永不知足的贪婪的支配,成了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产生强烈的扩张生产能力的冲动。为此,市场经济总是千方百计开发新的商品类型、品种、功能、式样、质量……,不断更新消费需求,鼓惑提前消费、超前消费,通过制造新的消费需求,把商品“卖”出去,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一个无限扩张、不断提高生产与消费层次的过程。这样,整个社会必然要不停地改进生产技术,不断地促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2)商品生产者为了“卖”得更多,赚更多的利润,除了提高技术水平,降低成本,还得在经营管理上,通过不断扩大再生产规模、做大做强,提升资源配置的优势,争夺低价原材料、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扩大销售市场,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高速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起着最关键的作用。

资本,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第一要素。只有先有资本,购买了原材料、经营场地、机器设备和劳动力,才有后续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起点,首先是通过暴力掠夺或不法营生获取资本的原始积累。然后,才在此基础上,再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不断扩大再生产,从而造就经济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就是首先抓住“资本”这个核心要素,并把书名定为《资本论》。

因此,若要揭示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奥秘,就得从揭示“资本”高速扩张的奥秘入手。资本的扩张(集中)有二个途径,一是资本积累,二是资本积聚。资本积聚又有二种形式,一是股份制,二是信用(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发行债券等筹资工具)。前者是直接筹资,后者是间接筹资。

资本积累是企业的个体行为,虽然集中的资本数量不大,但它的积累率“复利”效应,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却不小。而资本积聚的筹资能力与筹资规模更是远远大于资本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说,如果没有股份公司,也许今天都不会有铁路。尤其银行信用的乘数效应,能够创造出数倍的派生资本。

因此,现代金融(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信托、保险、基金等)。

对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衍生品的品种多少、规模大小、调控能力、经营方式、治理水平等,都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状态和国家的经济安全。经济发展的快慢,不仅取决于工业化程度和科技创新水平,而且越来越依赖金融运作的贡献。现代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已经成了市场经济的核心力量,尤其虚拟经济引起的资产价格膨胀,呈现了资本规模无限扩张的趋势,为经济的高速发展、甚至不正常的过度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3)劳动力,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要素。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利益必须以财富为载体,因此,市场经济也是高速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形式。而财富的唯一来源是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劳动则是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表现形式,因此,劳动力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根本要素,没有劳动力,无论有多少资本、土地、原材料、设备……都无法变成财富。但是,市场经济的劳动力要素具有一种特殊性,是其他经济形态所没有的。

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除了雇农,一般农民多多少少还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可以维持自给、但不一定能自足的生存条件。虽然这是“吃多吃少”的问题,但还不至于饿死。而市场经济则完全不同。市场经济是把劳动者的生产资料统统剥夺干净,使劳动者成为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劳动力)才能生存的雇佣劳动者。

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的起点,原始积累的过程就是用暴力驱赶农民,血腥地掠夺农民的土地。一方面积累了原始资本,另一方面把农民沦为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雇佣劳动者。所以,如果说自然经济下的劳动者还能“吃多吃少”,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有没有得吃的问题。列宁说,雇佣劳动制是靠饥饿的链条来维系的剥削制度。

这是一种“霍布斯的选择”现象,即“没有选择的选择”。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在饥饿面前只能选择受剥削。雇佣制度是用饥饿的威胁来钳制无产者生存的经济,是“公平交易”外衣下最残酷、最没人性的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一方面劳动者所得到的只能是仅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劳动价值(工资),另一方面还必须维系一支庞大的失业队伍,作为劳动力的后备军,使无产者始终处于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状态,否则,如果劳动者不需要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市场经济就会失去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贫困化规律导致贫富分两极分化并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是保证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

可见,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其基本原理是:市场经济首先通过资本剥削机制,牺牲整整一个阶级的利益,然后在此基础上,再通过资本积累规律和资本集中规律,无限制地扩张资本规模,从而造就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资本剥削是其必要条件,资本扩张是其充分条件,二者的结合,想不高速度也难。如果资本剥削的剩余价值率为50%,在此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率为50%,双重“复利”滚动,年复一年,原始资本就会变成一个天文数,那么,整个经济怎么可能不高速发展?市场经济的这种天然属性,造就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奇怪的。但是,市场经济只是有速度,未必有效率,更谈不上公平(没有公平的机制),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别以为速度就是效率!

二、计划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如市场经济很正常

过去流行一种说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体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生产力。如果把生产力理解为经济的发展速度,那是莫大的误会。生产力是个效率概念,而不是指发展速度。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有更高的生产力是指效率更高,而不是发展速度。如果仅就经济发展速度而言,计划经济是不可能超过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公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意,是用公平和效率来取代速度,因此,计划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如市场经济,是很正常的。因为:

(1)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生产目的是为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社会主义经济消灭了剥削制度,劳动力不是商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工资是按劳分配的报酬,另外再享受由剩余劳动价值转化来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这些福利待遇或由公有制企业的初次分配在公益金的利润留存中提供,或由国家财政通过税收和上缴的利润,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提供。在首先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以及住房、子女上学、全家医疗、退休养老的正常需要之后,才把剩余的作为积累安排建设项目。

在国家底子薄、人多粥少,又没有经验、难免发生某些失误的条件下,虽然分配的结果并不能尽人如意,但毕竟能体现了公平的原则。这种“先生活、后生产”、“先消费、后积累”的分配关系,决定了用于经济建设的积累资金相当有限,只能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样搞经济,能够基本实现人民的安居乐业,但发展速度不可能很快

(不同性质国家的社会福利,从理论上说,其性质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剩余价值已经被资产者无偿占有,社会福利是国家把资产者手里的剩余价值“再分配”给穷人的补贴。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是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自己享用的一种形式。当社会主义蜕变成资本主义、公有制企业沦为官僚或权贵资本主义企业时,如果国家不愿意从资产者手里的剩余价值拿来分给穷人,不想为穷人谋利益,穷人也就失去了社会福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就是这么做的。)

(2)计划经济的资金来源,既不可能象资本主义那样搞暴力原始积累,也不可能靠剥削或掠夺别的国家。在没有外债、没有内债,更没有股票集资,甚至连商业信用也没有,银行信用只限于狭小范围的条件下,建设资金只能靠企业自身的慢慢积累。这种缺乏大规模筹资渠道的计划经济,发展速度显然无法与市场经济相比。但是,工业化的发展又急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计划经济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及农业税等途径,靠农业来提供资金积累。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靠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以“少化钱、多办事”的方式,来实现资金的内生性扩大。

所以,尽管计划经济时期存在“大锅饭”、“平均主义”等弊病,但资金回报率其实并不低。解放初工业总产值还不如比利时的一个烂摊子,经过20多年奋发图强的艰苦奋斗,终于使中国走进了世界工业大国的行列;1958年大跃进时提出的发展目标,到1976年基本全部实现;靠自力更生建造了长江大桥、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这些都是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国际反动势力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取得的。权威机构根据官方统计数据的计算,证明改革开放后26年市场经济的资本回报率,还不如计划经济时期的资金回报率!这个事实充分表明,计划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不及市场经济,但生产力、经济效率并不比市场经济低!。

当然,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计划经济,不仅理论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而且在实践中也弊端多多,对其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而且非改不可。但是,改革是否因为计划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而非要用市场经济取而代之?要用速度来取代公平?这是应该三思而行的。事实上,市场经济并非是完美的东西。市场经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贪婪,虽然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这种高速度又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当经济周期处于繁荣、高涨阶段时,虽然显得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

但在萧条、衰退阶段,它对经济、对社会的破坏力却是非常可怕的。只有速度,没有公平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恐怕并不比计划经济少,甚至会更多、更麻烦。虽然无形之手对资源配置的反应比较灵敏、速度也较快,但它的风险性、安全性、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等,恐怕远远不及计划经济

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经济遭受了十年浩劫,与西方经济相比较,尤其日本、西德的重新崛起,显得尤为相形见绌。这个反差使中国对计划经济充满厌恶,对市场经济抱以美妙的幻觉。恰恰当时世界经济处于结构性危机的“全球治理”之际,新自由主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正在以资本全球化的策略,千方百计为巨额过剩游资寻找出路,以转嫁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并在亚洲“四小龙”身上作出了成功的示范。文革刚结束的中国,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策略视为“难得的大好机遇”,把国际游资当作挽救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两者一见钟情,干柴遇到了烈火,“抓住机遇”,立即点燃了改革开放的大火,从此,中国掀起了产权私有化、资源配置市场化、投资与贸易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热潮,开启了梦寐以求的市场经济,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步入了丧失公平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三、改革开放后gdp高速增长的奥秘

战后的西德、日本都曾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南韩、新加坡、台湾、泰国“四小龙”的腾飞,以及美国90年代的经济高涨,也都引起世人的瞩目,但唯独中国经济保持26年的高速发展,显得更为举世罕见。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具有高速发展的天然属性,而且,更是因为它具有“中国特色”的奥秘。表现在:

(1)不公平、不正当的资本原始积累。作为市场经济起点的资本原始积累,在中国虽然极少有暴力掠夺的现象,但在政府主导经济、权力介入经济的制度下,在官本位、拉关系、人情文化的环境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资本原始积累,基本上都是靠不公平、不平等的机会来实现的,而且实现原始积累的手段都是不正当,甚至是违法的。除了极少数人靠做小买卖、小生意的诚实劳动,逐渐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先富起来”中的大多数是利用制度的缺陷、进行不法营生完成原始积累的。中国的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丧失公平原则,这决定了资本原始积累从一开始就必然带有“原罪”,而且一直延续了下去,其手段也不可能光明正大,只能偷鸡摸狗,永远见不得阳光。比如,倒卖批文,做价格“双轨制”的倒爷、偷税漏税、骗取银行贷款、股票上市圈钱、批地搞房地产谋取暴利、企业重组并购玩“空手道”、吃里扒外引进“外资”……哪一样没有官方背景?哪一样不是不法营生?如果不与权力沾边、不攀附权力关系,岂能有这种机会?即使有了机会又敢公开亮相吗?可见,这种机会不平等、手段不合法的“原始”积累,正是中国私营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奥秘所在。

(2)牺牲民众福利。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政府的各项福利政策,使人民都能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是很快,gdp增长率也就1~4%的水平。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既没有企业社会责任,又少有政府的福利,所以gdp的平均增长率高达8~10%,有的年份更高。这种一味追求gdp的经济发展,完全以牺牲民众的福利为代价,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大奥秘。

民众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二个渠道来实现的。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不仅得到正常的工资收入,而且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获得间接的利益。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十分广泛,是指企业不光追求利润,还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如遵守商业道德、确保诚信操守、生产安全、产品与服务质量合格、节约资源、保障股东、顾客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公平就业、准时支付薪酬、提供员工培训和发展机会、照章纳税、慈善捐赠、赞助教育、文化和公益活动及保护环境生态等。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是民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形式。但是,中国的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外资、私人企业,根本就不管什么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不讲诚信、没有商业道德、环境污染、损害股东顾客员工权益、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欺压员工、克扣工资、强迫加班等等,都是一种常态,屡见不鲜、见怪不怪。

这表明,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全是浑身铜臭的资本家!他们只知道自己捞,国企高管以激励机制为自己提升高于员工工资几十、几百倍的年收入,直接参与利润分配、瓜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又把职工工资却压到世界最低水平。因此,中国劳工除了获得低得不能再低的低工资,啥也没有了。这种低成本、高积累的企业发展,速度岂能不高?。

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快速攀升,综合国力大为提高,但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福利的比例却越来越少,国民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负担越来越重,形成国富民穷的状态。

26年以来,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全被资产者(包括官僚资本)无偿占有。老百姓的工资水平不仅没有跟随gdp同步增长,与物价相比,反而在下降。民众的实际生活并没多少提高,即使有所提高,与gdp的发展速度也极不相称,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更不相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实际收入增长都高于人均gdp增长率,但中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率却远远低于gdp增长率,人均可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还逐年在下降。即使与印度相比较,从2001~2005年,中国人均gdp是印度人均gdp的一倍,但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为6~9&,而印度人均收入增长率则是11~15%,印度人均收入增长率反而倒过来几乎是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一倍。

1993年全国税收总额仅为4255亿元,2004年已达25718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增长了6倍多。26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5%,远高于3.7%的全球平均增长速度。1998年以来,gdp连续7年增速均在8%~9%左右,而同期税收增幅年均为19.3%,2004年,税收增幅相当于gdp增幅的2.5倍。2000年国家财政总收入1.3万亿元,到2004年上升到2.6355万亿元,4年翻了一番;gdp总额高达13.6515万亿元,而老百姓工资在gdp中的比例,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国家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度增加了,但用于教育的经费所占gdp的比例只有2~3%(在2004年的财政支出中只占1%),而联合国则要求教育经费占gdp的6%,印度达到7%,美国则达7.7%,中国甚至连非洲的落后国家乌干达都不如。2004年养老基金的缺口竟达10万亿元,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还不到劳动力人口的15%

(约1550万人),大多数老百姓辛辛苦苦劳动一生,却连退休养老都没有保障。联合国的调查显示,在世界医疗卫生的排序中,中国位列全球倒数第4。小小的古巴,政府用于人民的医疗支出占gdp的10%,而中国只占3%左右,13亿人口只有1.2386亿人有医疗保险,参保人群只占1%,即使有医保的人,也不是免费医疗,个人还得掏一部分钱。其实,每年只需1500~2000亿元的投资,便可解决全民医保,只占gdp的1.5%左右、财政收入的7%左右,但政府却不肯拿出这笔钱来。而政府每年公务用车的费用却舍得化掉2000亿元、出国考察费用也在2000亿元以上……。

这种残酷压榨、剥夺民众福利的高积累,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本质的原因!

(3)政府主导经济。政府主导经济,权力直接介入经济,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具“中国特色”的表现,也是造就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一是政府直接投资项目。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高于gdp增速的一倍以上,财政存款的增幅已经大大超过居民储蓄存款的增幅,成为银行存款中增长最快的资金来源。而财政支出除了必要的国防、行政开支,用于教育卫生等福利的比重反而在下降,剩下的巨额资金全部投资项目了!而且预算内的资金还不够,另要举债(包括发国债)搞投资,甚至把各种乱收费的钱也用于投资。不仅投资港口、码头、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而且大搞楼堂馆所、城市广场、豪华办公楼……。打着“城市化”、建造“国际性城市”等名义,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摆阔气、争面子,不惜劳民伤财,以彰显政绩、升官发财。这种政府直接巨额投资,对提升gdp的增长速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球市场经济中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地方政府为拉升gdp和增加财政收入,与房地产商相勾结,合谋抬高房价、人为制造房地产泡沫。违反宪法和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强行低价征用土地,高价转手给房地产商谋取暴利,侵害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利益,也是形成gdp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行政权力介入市场。虽然这对市场的运行产生许多负面后果,比如,名目繁多的行政审批、审核,权力决定准入门槛,使市场选择机制失灵,导致经济的行政垄断。行政干预市场,资源配置受权力控制,导致市场的扭曲……。

但是,从造就gdp的高速增长来看,权力介入市场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权力介入市场使政府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功能——无限制筹措资金,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本来源。

这种情况,与计划经济时期恰好相反,那时候虽然政府主宰经济的权力比现在还大,但筹资功能却很差。既不能牺牲人民的福利,又不能借内债和外债,更不能掠夺别国财富,除了利用剪刀差“剥削”本国农民,最多是玩玩银行的流动资金而已。

但在市场经济中就完全不同了。政府直接主导经济,利用权力支配市场机制,使没钱变为有钱、钱少变为钱多、资本短缺变成资本过剩……,政府似乎变成了造币机器,要多少钱能有多少钱,要多少资本就能提供多少资本。比如:

——发一个红头文件发下去,修改几条外商优惠政策,引进外资规模便立即扩大,国际资本就争先恐后地主动送钱进来了。

——央行只要降低0.27~0.5%的利率或存款准备金率,信贷规模就扩大了,银行里的钱就哗啦啦地流出来了。即使贷款烂帐了,财政上只要改一下预算,不良资产也就全冲销了。

——财政如果缺钱化,只要增发国库券,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年年借新还旧,永无止境;或者增设几个税种,税源滚滚。财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企业如果资本短缺,只要与证监会拉上关系,就可发行股票了,如果批准上市更好,一下子可以圈到几亿、几十亿、上百上千亿元的资本。

……这一切,全都取决于权力介入市场的程度!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市场经济中却是家常便饭。政府可以无限筹资的功能,是权力利用市场机制,权力与市场结合的产物。这种功能使政府成了市场经济的大庄家,想把经济搞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从而造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这种高速度,说好听点是“资金推动”的结果,说得不好听就是烧钱烧出来的!值得警惕的是,资本犹如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一旦跑出来就收不回去了。政府这样无限筹资,也许到了某个时候,恰恰成了通货膨胀、经济泡沫破裂、经济大衰退的祸根。所以,gdp的持续高速增长,究竟是福?是祸?现在还言之过早。

印度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印度政府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权力来支配市场,国会地不可能批准政府用发行巨额债券办法来建造高速公路等设施,所以印度没有中国那么多、那么好的高速公路。只有中国政府是不必担心人大(国会)会与政府唱反调的,因为法律法规都是政府自己起草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谓人大“通过”,不过是敲个图章走个形式而已。对此,张五常看得很透彻,他赞赏中国的现行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把gdp的高速增长完全归功于“政府主导经济”的制度,并以此贬低印度、反对中国搞民主政治改革。

政府无限筹资提供的资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冲动下,经过剩余价值率、资本积累率等“复利”的滚动,要不想创造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也难。政府主导经济已经成了创造高速度的法宝,有了它,赶超德国、英国、日本、美国的gdp,只是迟早的事情!

(4)腐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罕见,而中国政府的腐败也同样举世无双,而且恰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原因是:

中国政府是具有双重身份的国家机器。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拥有公共权力;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政府又拥有国有资产的占有、处置、使用、分配的权力。当公有制的国有企业蜕变成官僚资本或权贵资本主义企业时,政府本身也成了一个利益主体,它手中的公共权力,不可避免会向官僚(权贵)资本的利益倾斜。政府把承担社会职能的公共权力推向市场,应由市场机制解决的资源配置反而被政府置于管制之下,从而导致公共权力的资本化。

政府权力过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力出现资本化。在市场经济可以使一切东西,包括肉体、良心、人格、道德等都成为商品,并转化资本的条件下,公共权力资本化后,也必然要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这就势必导致权力的腐败。因此,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从上到下的彻底腐败,有其客观的必然性,这是中国政府的权力结构的特点决定的,不以人的反腐意志为转移。无论下多大的反腐决心、有多大的魄力,官场腐败是不可能遏制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必然成为权力腐败的常态。

而政府主导经济恰恰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最好的温床。这样,中国政府面临两难的选择:要想振兴中华、大国崛起,就必须维持经济高速增长,那么,政府主导经济的法宝就不能丢;只要这个法宝不丢弃,权力腐败就不可能消除,甚至连削弱腐败都难,反而会越反越腐!如果真要反腐败,就必须拔掉“政府主导经济”的祸根,这样,gdp就会跌下来。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要一反腐败,一查案子,gdp马上就下来,立即就会有人出来叫喊“发展是硬道理”、“不能影响经济发展”来抵制反腐败。这表明,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已经结成生死同盟,这种内在的机制,使腐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gdp速度越高,意味着腐败越严重!所以,那些为gdp作出“重大贡献”的风云人物,往往可能是特大罪犯!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早已屡见不鲜。

有关资料显示,仅就建筑业来说,项目投资总额中有45%左右是被各种渠道贪污私分的,真正的实际投入资本只有55%左右。用55%的实际投资款做100%的项目,实际投资的不足,迫使建筑商使用假冒伪劣的建筑材料,从而导致大量“豆腐渣工程”。这种事实不仅诠解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速度而没有效率的本质原因,是因为资本回报率的分子减少近一半,分母却不变,效率必然降低(即实际投入资本只有名义投入资本的55%,产出的利润显然要减少一半,而投入仍按名义投入资本的100计算,资本回报率必然要降低一半)。而且也诠释了“政府主导经济”之所以热衷于搞项目投资,之所以不愿意把财政支出用于社会福利的真相,是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支出,拨款出去犹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政府得不到“回报,”官员也没有个人好处,谁也不愿干这种“蠢事”。反之,投资项目不仅gdp上去了,政府与官员有政绩可报功,而且与项目有关的个人都能中饱私囊,名利双收,这种好事谁肯放弃?所以,中国的经济,本质上是权贵经济、腐败经济!

腐败,在改革开放初期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如今已经成了加速gdp增长的原动力。一旦铲除腐败,动力没有了,gdp也立即下跌!为了维持gdp,腐败越来越受到制度上“潜规则”的保护,“灰色收入”、“黑色收入”越来越普遍化,反腐败也只能成为官方的表面文章!台上官员大唱“坚决”反腐的高调,台下则是在反腐与gdp之间搞“平衡”,一方面宣称反腐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安抚民心不要心急、慢慢来;另一方面根据权力斗争的需要,偶尔杀几个替死鬼以缓解民愤。这就是当局的反腐游戏!

(5)进出口贸易的失衡。中国外贸的持续增长,是gdp高速增长的一大支柱。

gdp的结构分为投资、外贸、内需三个部分。内需占gdp的比重不到20%,显示国内消费不足,内需长期刺激不起来。原因是广大民众的平均实际收入,无论在gdp中的比重、还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因此,国内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外贸来拉动,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fai)

占了gdp的51%,外贸占36%。世界银行统计,目前全球平均消费率约为77%,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而2003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为55.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固定资本形成率却是42.8%,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从1998年的3430亿美元,2005年将上升到1万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的投资额直线上升,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将超过40%。但这些私人企业的投资资本,有许多是从国企腐败分子人为制造国有资产流失转化来的。此外,中国引进外资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从80年代每年引进100亿美元左右,上升到90年代以来每年400~500亿美元,但其中约有1/3却是假“外资”,是国内资金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变身成为“外资”倒流国内,目的是为了享受外资的税收、土地、贷款和工商管理等优惠待遇,其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经过洗钱的腐败资金。

中国gdp年均增长9.5%,远远高于3.7%的全球平均增长速度。而外贸年均增长16%,比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快两倍。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高达70%,相同发展时期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等的外贸依存度为14%~20%。这意味中国经济的发展几乎全靠外国人消费才能支撑。中国迅速成为进出口贸易大国,实际上是在用廉价劳工替外国人打工,中国工人的工资是德国的1/37、美国的1/25、韩国的1/5。

中国用巨额外汇进口设备、原材料,进行“贴牌”加工,成为“世界加工厂”。一方面消耗本来就短缺的国内资源,另一方面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却只有1%的利润。从1978年开始,西方国家从中国获取了巨额利润,中国成了西方国家的廉价商品的供给国。而产品出口的创汇经过银行结汇后,转成国家外汇储备。

然后又去购买低利率的美元债券,这等于把外汇低价借给国际资本使用,他们又将这些外汇以外商投资的名义,通过引进外资的渠道,重新回到中国,开始新一轮的对中国劳工的剥削、消耗中国的水电煤气油等资源和污染中国的自然环境。这种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80%。这种由进出口外贸拉动的gdp增长,外商投资企业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中国政府至今仍然给予外商“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不惜牺牲环境保护,宁愿牺牲民族利益,依然维持卖国式的引进外资政策。

2004年广东的春季交易会,衬衫以论公斤卖,平均价格是1美元1件,美国市场被中国产品可摊到平均每个美国人一年消费7件中国产的衬衣、12双中国产的鞋(一个月穿一双)。26年以来,gdp的高速增长,靠廉价产品外贸出口的“外需”增长,掩盖了国内消费的内需长期不足。一旦西方国家采取设限、反倾销措施,中国的企业就会大批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经济滑入衰退。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由国内消费来拉动“总需求”,而是靠投资、靠大量引进外资,靠外贸出口、靠外国人替中国人消费来拉动,并付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这样的发展经济究竟还能维持多久?一方面高储蓄、低消费已经造成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另一方面由外需拉动的进出口失衡导致外贸顺差越来越大,通过外汇结算引起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越来越多,再经过信用乘数的扩张,大量过剩资金又反过来给过热的投资火上加油。这种失调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虽然速度很快,实际上却是一种病态运行。犹如某些内分泌失调的病人,外表脸色红润、体形健壮,其实是生理失调,危在旦夕。

四、gdp的畸形发展导致社会变态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经济发展只有和整个社会协调地发展,才是健康的。以牺牲社会环境片面发展经济,即使速度很快,也是不可取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恰恰与整体社会发展相脱节,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度,既没有效率、又没有公平,这种畸形发展的经济,成了一种病态经济、垃圾经济!

即使就经济本身而言,它的高速发展,表面上看似“平稳、健康”,其实隐藏着产能过剩的潜伏危机。2004年的“库存积压”已经达到4万亿元,占了gdp的41%,而西方国家通常仅为1%,“总供给”大大超过“总需求”。一般制造业濒临破产或者已经倒闭的占60%。2005年上半年,gdp虽然仍以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企业的利润却大幅下降,经济正陷于“悲惨式增长”。全国工业企业的利润增幅同比回落22.5%,全国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1075亿元,石化、电子、建材、电力企业的亏损额同比增长3.3倍、76.6%、66.1%、62.2%,合计新增亏损289亿元,占全国新增亏损的72.4%。上半年106家中央企业的利润同比增幅滑落,集团一级企业的亏损面为15.4%,二级子企业达37.3%。尤其是中国的支柱产业纺织业,内忧外患,欧美市场针对中国纺织品不断出现凄风冷雨,如果人民币升值,靠低劳动力成本、低价格在国际市场竞争的纺织产品除了升级外,已没有退路。

从社会环境的角度看,片面追求gdp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这种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造成社会高速破坏的恶果。表现在:

(1)“发展是硬道理”被扭曲,把“发展”片面理解为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不顾环境保护,肆意掠夺自然资源,严重破坏生态平衡,造成高排放环境污染,给子孙后代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祸根,毁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从绿色gdp的统计来看,如果扣除环保成本,其实gdp增速并没那么高,有的省份可能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2)只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罔顾社会的公平。资本剥削人为压低劳工工资,政府又漠视社会福利的提高,形成“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产生两极分化,拉大贫富差距,破坏社会和谐,制造社会分裂……。

(3)为了gdp而拼命扩张投资规模,形成“投资饥渴症”,造成投资过度,导致投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为了“做大做强”千方百计筹集资本,大量滋生各种违法活动。偷税漏税,骗取银行贷款制造不良资产(仅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烂帐就达1万多亿元,2004年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已达7057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19.1%),内外勾结制造国有资产流失,做假帐假资料到股市圈钱……,导致政府失信,公司治理混乱,房地产泡沫丛生,银行烂帐数不胜数,金融、证券、上市公司丑闻不断。

(4)市场经济的不规范,造成了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而gdp的畸形发展,又反过来促使市场变得更加不规范,使市场一直伴随各种腐败行为和违规、违法活动在运行。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无所不有。贪污受贿的风行,不仅诱逼外商不得不“随乡入俗”学着腐败,连沃尔玛、朗讯这类大型跨国公司都曝出了行贿丑闻;而且腐败形成的“华人经商模式”,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到处腐蚀国际商业道德、破坏诚信操守。想方设法钻别国的法律空子、打“擦边球”,几乎是哪里有华人经商,哪里就有腐败!

(5)畸形的gdp追求,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目的与手段的颠倒。各行各业纷纷产业化、商业化。各类学校拼命扩大招生,推行教育产业化,但不是为了发展教育事业,也不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而是为了乱收费,提升gdp,导致穷人读不起书!各地到处建医院、开诊所,实行医疗卫生商业化、市场化,也并不是为了“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而是为了高价卖药,提升gdp,结果让穷人看不起病!全国所有城市大搞房地产,盖高楼、造别墅,但不是为了居往,而是为了谋取暴利,提升gdp,导致穷人永远买不起房!……各行各业追求gdp,使各行各行都变得贵族化、富人化,同时造就了穷人的贫困化,

(6)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营造了畸形崇拜gdp的风潮。制药厂、医院希望生病的人越多越好;殡仪馆、火葬场希望死去的人越多越好;妓女希望嫖客越多越好;江湖医生希望患性病的人越多越好;作家、出版社、导演希望人的灵魂越堕落越好,色情作品的销路也就越好……。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畸形发展、道德丧失、价值观错位、民族心理变态、社会精神文明衰败!

……

这种恶果的出现,根子在政府!政府把gdp增长率、招商引资规模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势必导致以gdp为中心的畸形发展。因此,如果是真心搞“三个代表”、“和谐社会”,那么必须摒弃这种荒谬的政绩考核体系,至少要把环保指数、物价指教、就业率、社会福利出支增长率等指标,作为首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否则,“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不过是一种作秀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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