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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精英与乡村社会治理 ———对“连带团体”理论的一个补充

Capital,eliteandruralsocialgovernance--asupplementtothetheoryof"jointandseveralgroups"

DapengZhao

Schoo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publicaffairs,FudanUniversity;200433

Abstract:.Fromthetraditionaltothemodernprocess,theeliteinChina'sruralgovernancehasbeenplayinganimportantrole.Atthesametime,thepositiveeffectofthe"jointandseveralgroup"ontheprovisionofruralpublicgoodsshouldnotbeignored.Thegameandinteractionbetweentheelitegroupandthestatebureaucracyhasbeenconstantlyrevisedandinfluencedtheadjustmentandchange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tateandthesociety.

Keywords:solidarygroups;capital;elite;ruralsocialgovernance

乡村的社会治理和公共物品提供,一直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如何有效的提供基层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对政府的合法性有着深刻影响。在那些民主体制不够健全,公民的有效监督尚且匮乏的转型国家中,对政府官员行为的有效约束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缺乏,正式的责任制度往往无法得到落实。对执政者来说,只需要把公共物品的提供维持在可以保证社会稳定的最低水平就可以了,但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中有些执政精英会大大超出既有判断的预期,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表现得更为出色哪?

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蔡晓丽通过对中国山西、河北、江西和福建四省136个村的原始数据的深入实地考察,通过抽样访谈和定量化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连带团体”(solidarygroups)对正式责任制度的替代机制及其对乡村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

一、治理逻辑的变迁:连带团体及其功能

蔡晓丽认为,连带团体是指“基于共同的道德义务和共同利益而建立的集团”。[[1]]同时,只有那些即具有包容性又具有嵌入性的连带团体才能替代正式责任机制,带来提供公共物品的强大激励。包容性使得连带团体不具有排斥性,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在这里其社会边界和政治边界发生了重合。总体上看,本地居民是这些组织的潜在的发展对象,当然在实际运作中,也伴随着向非本地居民的扩展,而嵌入性可以允许政府官员参与其中。“连带团体”因其血缘和信仰等特征而将嵌入其中的乡村居民真正联系在一起,使其成员在集体事务的参与中,带来了道德感的增加,并建立起彼此信任和联系的社会网络。

“尽管新的城市名流在工业、政治、新闻和学术等现代的部门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他们却越来越难以在中国行政的中心任务中发挥作用:从城市行政基地去治理主要是农村的社会”。[[2]]可以说,深深嵌入于乡村宗族、血缘等传统基因中的乡绅权威不断重塑着中国现代化国家的治理逻辑和权力形态。如何通过税收体制进行有效的社会汲取始终是伴随着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封建主义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现代国家建立以前,资本、强制的匮乏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层制和现代官僚体系的缺失,使得领主和乡绅阶层成为统治者进行资源汲取、战争动员和社会治理的主要角色。

正是权力来源于上层授予,以税收为己任,并充满掠夺性质的胥吏这一“盈利型经纪”[[3]]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崛起,导致了晚晴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即“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者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者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4]]

蔡晓丽对“连带团体”所具有的功能的认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她认为,包容性和嵌入性的结构性特征使得连带团体给当地官员带来了有效的激励。嵌入在这类组织之中的基层执政精英通过公共品及服务的提供,在向他们所属的连带团体做出贡献,履行集体责任的同时,也可以在集团成员中获得极高的道德地位。在某些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对较低的地方,这种道德地位无疑就成为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它即避免了使用高压手段所带来的社会紧张,也为官员执行执行税收、计划生育等容易诱发民众抗议的国家政策带来巨大优势。反之,集体责任的缺失就会带来道德地位上的批评,并且会受到被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等其他社会制裁。作为当地常住居民的一份子,这种代价对乡村执政者来说是非常残酷的。因为在其他任何地方,他们都不会发现可替代之道。

二、乡村社会治理:资本与精英的耦合

中国乡村寺庙组织在结构和管理上表现出了极为不同的形态,蔡晓丽在看到了村庙等连带团体在公共产品提供上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不同村庙组织的进一步观察。也许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在乡村治理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为什么同样具有包容性和嵌入性特点的村庙组织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或许唯此我们才能发现连带团体背后的隐秘机制。

在有些农村地区,由于资本的匮乏,村庙为私人所承包,部分承包收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村级财政缺口,成为提供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之外,也成为个别管理者寻租的工具。

有学者则注意到了在浙江等省份中,老年协会在村庙委员会管理和运作中的核心作用。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老年协会成为农村社会保障提供的有效补充。基层执政精英对老年协会等自治组织存在的默许,有着其对分担政府服务职能的考量。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也赋予了老年团体巨大的合法色彩和集体行动力量。这就为精英竭力推动下的寺庙等信仰载体的成长留下了空间。民营企业的发达及其以捐赠等形式对乡村的回馈,也使得这些民间信仰组织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来源。这些协会多以退休教师、退休职工、原村干部等乡村精英为参与主体,并以民主化的管理程序和透明的财务体系吸引了居民在村庙事务上的积极参与。[[5]]退休职工、退休教师等新时代的精英们,依靠其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在乡村树立起了良好的道德权威和感召能力,或许正逐步成为乡村治理中新的超凡魅力型领袖。

以乡村精英为主要动员力量的老年协会通过对传统价值观的维系,以及对乡村事务的积极参与架起了政治、经济精英和乡村民众之间沟通和互动的桥梁,促成了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通过对以乡村精英为主体的老年协会和村庙组织集体诉求的积极回应,通过对乡村公共物品的提供,乡村政治和经济精英获得了表达利益诉求以及同上层政府间谈判的有效力量。已经逐步成长为一种“乡村权力组织”[[6]]的老年协会,正深刻重塑着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和治理形态。“当有些村干部因为职务关系,不便直接向上级表达不满或者提出要求,往往借助老年协会上访相关部门,从而获得问题的解决。在很多情况下,村庄中最有权力的三个组织事实上会形成一种权力联盟(但往往是村民委员会与老年协会形成联盟),共同与上级部门讨价还价。”[[7]]

在这个意义上,对乡村派系政治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很有价值的理论视角。“就某种意义而言,在派系村庄,以集团力量作为后盾的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或者以结盟的形式,或者以彼此博弈的形式,主导着整个村政和村庄的民主化进程,精英们在其中显示了其塑造和制造政治的高超艺术。”[[8]]政治生存的需求,也使得宗族派系的存在为乡村政治精英带来了无形的外届压力,有效回应外在诉求也不得不成为其重要考量。“在存在宗族派系的村庄,各个宗族村庄派系往往会争取村里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公益事业。由于宗族的行动能力强,也迫使村干部经常思考如何办公益事业,干部在办公益事业时都真正做到从村里利益着想,并自村里作出平衡,很少有中饱私囊的事情发生。”[[9]]

三、结论与启示

蔡晓丽在看到了“连带团体”所具有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连带团体难以推广以及与有效的制度建设的抵牾。

当现代化浪潮席卷中国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对财富和发展机会的渴望,使得众多劳动力和乡村精英离开乡土,到城市中谋求发展,中国的乡村呈现出了大规模的“空心化”状态,留守乡村的是那些没有劳动能力和治理能力的“三八、六一群体”。精英群体的流失使得中国的乡村陷入了空前的治理困境,由此很多学者发出了“保卫乡村”的呼吁。

转型时期的中国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多发,矛盾凸显的时期。在社会结构加速转变的今天,人口加速流动,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面临解体。基层民众的社会诉求日趋多元,社会参与意识也日益显现。梳理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提供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单一的提供模式。这显然已无法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

基层自治组织的存在是提高农民社会参与意识,锻炼参政能力的良好途径,对当代中国基层民主的有效运转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有效吸纳民众诉求,创造公共物品的多元化提供机制带来了有效路径。此外,基层民主的完善,也使得可以依托常态化的制度体系,更好的监督地方政府发挥自身职能,避免基层政府在社会政策实施上的选择性困境。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一个双向参与和互动的过程,是一个有效容纳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类社会自治组织形成的多中心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有效的将“连带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吸纳进国家的治理体系,合理引导其快速发展,如何形成与基层社会精英的有效互动,并大力促进基层自治组织的发展和民众的制度化参与对构建出民主、法治和负责任的政府尤为重要。在这一层面上,蔡晓丽所提出的“连带团体”概念会为我们带来积极的理论思考。

[[1]]LILYL.TSAI,“SolidaryGroups,InformalAccountability,andLocalPublicGoodsProvisioninRuralChina”,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No2,2007,pp.356.

[[2]](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M].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30.

[[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1.

[[4]](美)古德.家庭[M].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166.

[[5]]张祝平.村庙组织成长与农村社区治理[J].甘肃社会科学,2012,(5):64-68.

[[6]]俞可平.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与治理的变迁[EB/OL].中国改革论坛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Agriculture/Report/201303/t20130310_162395.htm.

[[7]]邓燕华、阮横俯.农村银色力量何以可能?——以浙江老年协会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8,(6).

[[8]]孙琼欢.派系政治——村庄治理的隐秘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19.

[[9]]陈涛.派系斗争中的村庄治理——艾村调查[D].广州:华中师范大学20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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