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院长的告别演说

2018-01-30 08:08:31

核心摘要: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我呢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

一个院长的告别演说第1篇

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学生人人平安,这便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此次卸任,也是我自1970年元月参加工作历40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

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

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学者的著作,陈寅恽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

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目。1988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算是个国家奖。

到1992年,《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空痼疾。

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发文章,被看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不为也。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王充传》完成。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17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眩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

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政府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

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政府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

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

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

一个院长的告别演说第2篇

记录者echina:今天听了总理辞去经管学院院长的告别演说,看见尊敬的校长潸然泪下而不能语,心里也不禁戚戚然。由于担心带笔记本也被查收,所以只带了两页纸,面积有限,记录起来又极不方便,所以粗略是难以避免的,请大家原谅。)时间:2001年6月6日,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经管学院全体师生和清华其他各院系学生代表参加会议。总理讲话从10点40开始。今天,我来到清华,心情非常激动,在美国白宫的南草坪上也没有这么激动过。

我也不怕外国人,但是来到这里心里还是有点...毕竟是后生可畏埃今天王校长叫我到这里来个大家做个报告,我本来也想做个很好的报告,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人给我起草了这么厚的一个东西,可是昨天又送来了这么厚一摞文件,我只能先改文件了,只能先公后私埃我今天来这里,其实不是做报告的,是来告别的,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的告别会。我从1984年开始受刘达同志的邀请来做院长。我本来没有学过经济,但是对管理特别感兴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应承。但是这些年来,我给经管学院没有做什么事,甚至同学们想见我一面都难,难道我真的政务繁忙到见同学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么,扪心自问,心中有愧。

我带过四个博士生,他们的论文我也读过,但的确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来。所以我就把世界上的最优秀的管理者邀请来,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希望能对经济管理研究院的成长有帮助。第二次顾问委员会时,美林银行私下给我递给一封信,说愿意捐给经济管理研究院50万美元。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不能收,因为我是请他们来提建议,而不是乱收费的。

我不能让外国人说:中国到处乱收费,现在连清华大学也乱收费埃因此,我告诉王校长、贺书记,我当这个院长其实没好处,有钱也不能收。我自从作总理以来,事情很多,因此好几次提出要辞去院长一职。但他们每次都做工作,起了作用,但是我也不知道起了什么作用。我今天来是正式辞去院长一职,也请在座的其他院系的同学作个见证人,教育部长陈至立也是见证人了。

大约校长书记也考虑我前边提出的情况,同意我辞去院长一职。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都是经验之谈,希望对同学们有好处,大家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录音,这样错了我可以改。王校长给我提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国内外经济形势,第二个是中美关系,第三个希望我能给在校同学和经管学院提几点建议。每个问题都能讲一天,所以我只能择要讲一下。

一旦择要,就可能走火。一、国内外经济形势总的来说,国际经济发展走势趋缓。有人预言今年美国年初经济增长率会是负增长,后来是1.3%,但是走势趋缓的情况没有改变。欧洲经济增长明显趋缓,欧元疲软,现在一个欧元只能兑换0.85个美元了。

日本经济看不到希望,已经十年的停滞了。他们跟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银行体系混乱,坏帐、呆帐太多。他们的大企业有点像我们的国有企业,问题众多,反正近期内是不会有什么转机。东南亚还没有完全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度过来,他们的政治很成问题。

尼泊尔的国王夫妇就被枪扫射,前几天我去那边还见到他们的国王,对中国感情很好,很真挚。我难以想象,几天之后,就发生这样的惨剧。他们国家很穷,人均收入两百个美元,加德满都跟我们的县级市差不多,污染非常严重。 。

总的来说,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将比去年下降2-3个百分点。谈到国内经济发展,我们认为总的形势是好的。这个连国外都不得不承认,前几天《纽约时报》的社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上是一支独秀的。去年,我们实现了国有企业的三年脱困。所谓“脱困”,就是实现大多数收益较差的企业能够开始赢利。

我们农村,粮食储量继续增加,但是农民收入减少。这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应该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有人问:今年世界经济形势走势趋缓,我们还能保证去年百分之七八的增长率么。我认为,没有问题。

我们在去年做预算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定的考虑,即使有一定的困难,我们还是可以完成这一点的。根据现有的统计看,前1-4月执行情况良好。虽然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问题。我最重视的三农问题、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问题还没有解决。

今年前四个月里,我们的GDP增长率达到了8.3%,财政收入增长率为28.8%,国企收入增长了35.5%。我们主要是靠内需,但是外贸也很重要。我们的GDP是1万1千亿美元,去年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700亿美元,不可谓不少,其中出口2550亿美元,进口2250亿美元。但是今年出口增长率下降很大,去年比前年前四个月增长率为30%多,今年比去年增长率只为10%多,广东更是只有0.9%。

而且今年一季度的订单主要还是去年的,因此整个经济形势有可能出现前高后低的情况。但是没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靠内需来打动经济发展,外贸对我们有影响,担不是根本的影响。我们希望外贸的增长超过我们的GDP增长率就可以了。毕竟世界需要我们的产品。

现在看来,我们完全有信心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取得成功。我们的通货膨胀问题解决了,后来又产生了通货紧缩,于是我们在97、98两年采取了积极的经济政策,也完全取得了成功,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创举。我们的基础设施投入很大,内需的量是非常大的,现在已经投入了两万五千亿元,其中一万五已经建成。将来西部大开发,投入还要大。我们的水利设施投入也很大,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说,嗯,也不是很放心了,如果遇上万年一遇的洪水就不好说了,如果只是98年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我敢说,长江、黄河,都是没问题的。

不但基础设施,我们的教育也投入了很多,这几年是的投入是空前的,陈至立部长在这里,她可以作证。我们现在到处大兴土木,到处在修铁路、公路,什么七纵八横,项目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前几天我跟铁道部部长去看青藏铁路建设,我对他说:你要在这里修一条主要用来客用的道路,跟亚欧大陆桥连接起来。你要有一列豪华列车,在拉萨修建五星级宾馆,专门把那些经常有“高原反应”的人拉到西藏去,让他们看看现在地西藏,看看解放前的西藏,让他们住在五星级宾馆里没有“高原反应”。

作为一个总理,我是失职的,我还没有去过西藏,医生不允许我去。我等着铁路修好了,就去西藏。西部大开发,将来的效益不用说了,至少目前就带动了工厂开工,机器都运转起来了。这样做有没有风险?当然有风险,不要听那些经济学家胡说八道。

美国国债那么多,都没风险。我发这么多有什么风险。25000亿很快就有收益的,去年财政收入增长2000亿。现在除了基础设施推动内需外,还有消费。

今年五一七八千万人出游,历史上有过这么多人出游么?农村出游的不多,我们三四亿城市人口,平均四分之一出游了。去年五一第一次放长假,结果由于没有做好准备,全国挤成一团,今年他们作了许多工作,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去年长了公务员的工资30%,今年还要长,不长他们怎么有钱出去旅游呢?你们不要鼓掌,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噢,教授可以鼓掌,因为部长说教授涨得还要快。

去年我拿了六百亿来给公务员涨工资,今年不能像去年有那么多钱,地方不支出一部分,光中央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但是我们还是要涨。提高工资,除了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外,还能提高他们的自尊,提高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企业涨得比我们还快,但是这是赢利的企业。那些没法涨工资的怎么办?我们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维持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

我上任以来,对社会保障体系下了很大功夫。一个国家,没有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可能进行其他诸如国企问题的彻底解决。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是能够保持在七个百分点以上。当然我们还是要稳妥,对一些重大的改革根据现有的形势要稍微放缓。

比如农村“费改税”的问题,去年在安徽全省试点,本来准备今年推开的,中央准备了200亿元支持,但是现在看来还有问题需要研究,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无法保障,现在基层财政很大一部分支出在义务教育方面,其中县级财政的50%,乡镇一级达到了80-90%。如果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持,农村的“费改税”就不能很好的实行。我们现在准备让农村只收学杂费、书本费,不能收那么高,动辄几百元,要严格控制教育收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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